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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 【作 者】王挺之 【作者简介】王挺之，1950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进程，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发展与变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城市中日常的宗教生活讨论不多。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生活的特点，教会自身面临社会转型时有何反应以及应怎样理解所谓“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世俗化”，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进程中某些深层的社会因素不无裨益。因此，笔者拟从教会和俗人两个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宗教生活予以考察。 　　 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会在城市中的影响非常广泛，正如劳洛·马丁内斯所指出的“城市的居民到处都面对教会的存在，事实上，城市首先就是被划为教区的，人们与教区始终都具有联系”[①a]。因此，要考察城市的宗教生活，首先应该了解意大利的教会组织。在这一时期，教会组织划分为若干主教管区，主教管区以某一城镇为中心，管辖周边地区，其辖区大小不等，数量也不固定，从15世纪到16世纪，从北意到南意的主教管区的数量大致都保持在250个以上[②a]。这与西欧各国相比是相当高的，同期法莫道不消魂国有主教管区131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合在一起仅有67个[③a]。这是由于意大利为教廷所在地，而且城市异常发达。主教管区的最高首脑大主教和主教一般是由教皇直接选择和任命的。但实际上各地区情况不同，有的候选人由地方势力推荐，教皇也不得不考虑按照地方势力的意愿任命主教。主教管区的基层组织为教区，通常由一洗礼堂和周围附属的礼拜堂组成。担任神职的教士就成为沟通上帝与广大教徒的中介人。 普通教士只是构成了教会组织的一部分，教会组织的另一部分是修道士。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修道士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修道僧，主要有本尼狄克派、卡马尔多勒派和息斯特西安派；另一类为托钵僧，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即为其中的重要派别。修道院最初只是建在人迹罕至的山上和乡间，至文艺复兴时期，多数修道士派别已在城里建立起修道院，并以这些修道院作为其活动的中心[①b]。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会组织大体都维持着上述基本格局。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普遍兴起和扩张，教会从自身组织和教俗关系，从思想到行为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教俗两界价值观念的趋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发展，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成了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周围的中小城镇及广大乡村均卷入巨大的商业贸易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是僻处山区的小镇也不例外，地处佛罗伦萨西北山区的小镇佩西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区成为一个经营粮食、丝线、酒类和橄榄油的繁荣集镇[②b]。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教会所奉行的传统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价值观念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在13世纪，法兰西斯派尚主张禁欲与安贫[③b]，到了15世纪，被奉为圣徒的该派修士圣伯尔纳迪诺已改变了态度，他对工商业大为推崇，提倡通过商业使金钱和珠宝转作生产性用途，指出“有节制地享有繁荣是好事而不是罪恶；工商业有益于公众幸福”[④b]，这样，圣伯尔纳迪诺就从理论上肯定了商品经济发展中追逐金钱利益的价值观念。圣伯尔纳迪诺还只是主张“有节制地”享有财富，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教会走得更远，手段也极其繁多。佩西亚的泰亚廷女修道院与外界的经济交往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协助完成，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对女修道院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此，该修道院在选择管理委员会成员时总是挑选那些家道殷实的人，以便获得更多的捐赠，而委员个人的德行则是次要的。如在一次选择中，从38个候选人中选出的4人并非因德行甚佳，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家庭富有[①c]。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教会是俗人表达自己宗教虔诚的方式之一，特别是一些忙于生意的工商业者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宗教活动，便以向教会捐赠钱物的方式加以补救。教会就利用俗人的宗教热忱，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很多教会组织都通过接受捐赠而变得非常富有，其中，教会办的医院接受捐赠尤多，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诺微拉医院在1427—1498年间获得了价值达5300佛罗琳的地产，卜尼发西奥医院的财产价值增加了2100佛罗琳[②c]；庇斯托亚的切波医院在1428年通过接受捐赠而成为庇斯托亚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其财政预算几乎是主教的两倍[③c]。戴维·赫尔利希明确指出，“医院财富在13—15世纪的惊人增长只是由于虔信的捐献和遗赠才使其成为可能”[④c]。教士个人为了多赚点钱而想出了各种办法，甚至不惜违背教会的法规。庇斯托亚的很多教士都身兼数职，即一人主持若干教区教堂，多得几份俸禄，这本是教会法所禁止的。如菲奥拉万蒂神父除他自己的教区外，还在城里和乡村4处教堂拿俸禄；托马索·斯特罗齐神父是卡米利亚诺教堂的住持，但他还从远在山区的圣玛利亚教区取得收益。这些教士从他们兼职的教区拿钱，但并不住在那里，使得该教区的居民多数时间都无法举行圣事[⑤c]。据庇斯托亚教会档案记载，在1428年，庇斯托亚城中29个教区仅有14名神父，多数教士都是一人主持2至3个教区[⑥c]。比萨的情况也是如此，托西亚诺·马蒂诺教区的阿尔伯托神父一人主持6个教区[⑦c]。有的教士干脆越出教会的范围到俗人社会中兼职，如到大学作管理人员或是干其它事情[⑧c]。在教会组织中，处于下层的低级教士经济状况并不丰裕，但只要在教会中职位稍高，如作到本堂神父以上，其俸禄就很可观。于是，教职便成为人们为谋利而竞相追逐的目标。例如，当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教堂一个职位空缺时，立即有5个红衣主教都向教皇推荐自己的亲信，佛罗伦萨本地也有好几个申请人，在这场争夺中，法兰西斯科·德·本尼暗中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教皇秘书、教皇驻佛罗伦萨大使、佛罗伦萨大学校长、归尔夫党首领，最后为他在波洛尼亚大学读书的儿子谋得了这个位置[①d]。人们之所以要这么急切地追逐教职，是由于谋得教职除了本人能得到优厚的俸禄外，其家族也可从中受益。列奥那多·达蒂在担任多米尼克修会的总管时，曾借给他兄弟一笔钱使其免于破产，但这笔钱从未归还。科尔西尼家族的安德列亚和内里担任菲耶索莱主教期间，他们的亲属得以掌管教产，并靠此发财谋利[②d]。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世纪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托尼在谈到中世纪社会关于经济活动的伦理观时指出，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物质上的富裕是必要的，但它只是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追求为维持生计所必需的财富是人的正当权利，但追求更多的财富则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贪婪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③d]。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各安其位、恪守本分的价值观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追求财富和物质已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做生意和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而运转”[④d]。意大利的教士和修士作为社会阶层之一，自难置身事外。 （二）信仰的普遍衰落。在教会追求尘世物质利益的同时，教士和修道士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自公元394年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信仰危机一直都伴随着教会的发展而周期性地产生。修道院制度的建立即是为了在整个教会中树立笃信的榜样，但安贫禁欲的笃信状况也只维持了一段时期，修道士在与世俗世界交往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其信仰总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如汤普逊所说，“修道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佳节又重阳败和改革的长期记录”[⑤d]，在10世纪，克吕尼派接替本尼狄克派，在12世纪，息斯脱西安派接替克吕尼派，及至13世纪，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又接替了前三个派别。每一个新的修会兴起之时，都以积极的姿态革除旧教派的积弊，坚定信仰，以图振兴教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都富有成效。特别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他们从平民中吸收新成员，在城市内或城市近郊建立自己的寺院，粗衣陋食，严守清规，结果“不仅在城市居民中获得人心，而且也受到大学生的欢迎”[⑥d]。 然而，信仰的重振和衰落似乎是教会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之下，无论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士，还是在普通教区教士中，信仰的危机再次出现，其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教会在各方面的纪律较之于以前大大地松弛了，教士的素质下降，一些由教士主持的神圣仪式都草率从事。大主教安东尼奥巡视了菲耶索莱和庇斯托亚的教区后，发现“教堂倾圮，甚至完全荒废；圣器和祈祷书的状况堪忧；本堂神父常常是踪影不见，……在很多地区根本就没有教士服务，青年人自行结婚，老人去世和葬礼都没有教士主持。不少的教区由不合常规的僧侣主持圣事——我是指修道士，他们并没有得到授权，允许他们去破坏清规。教士有情玉枕纱厨妇和孩子的远不在少数。有一个教士完全不识一字。请注意，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富饶、城市化的托斯卡纳，但丁、佩脱拉克和薄伽丘的故乡”[①e]。波洛尼亚主教阿尔贝加蒂在巡视属下教区时，发现一些教士不能分辨七种大罪，有的甚至不能读祈祷书[②e]。其次，随着教会纪律的松弛，教士和修道士在道德上的败坏和生活上的腐化愈加公开化。这是教士和修道士信仰衰落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教会受到包括人文主义者和普通民众在内的俗人攻讦和嘲讽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城市政府为了制止这类丑闻发生，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管女修道院，尽管如此，破坏清规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佩西亚的监管委员会在圣基亚拉女修道院外抓住两个在附近转悠的修士，结果这事“导致了一场人群围观和修女鼓噪的大骚乱，委员会的委员扭住两个修士，而修女们则向委员扔石头和砖块”[③e]。破坏清规的不仅是下层教士和修士，教会的一些高层官半夜凉初透员，主教或修道院长也常常是公开地腐化堕落，1416年，庇斯托亚的修道院长会议向佛罗伦萨政府控告其主教马提奥，指控他侮辱修女，并且在城里蓄养情玉枕纱厨妇，这是“笃信的丑闻”[④e]。卡马尔多勒教派的总管安布罗吉奥·特拉维萨里在1431—1434年间巡视了该派在亚平宁中部的修道院，他在《巡视纪实》中提到，一些修道院长锦衣玉食，生活放纵，如西尔瓦修道院院长马利安诺纳俗人之妻为情玉枕纱厨妇；阿雷佐的安吉阿利修道院长的放荡生活“使得他的修道院纪律败坏，难以收拾”[⑤e]。实际上，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相当多的教士和修道士已不能坚守信仰和誓约，纷纷转而追求尘世的享乐。第三，信仰的衰落还表现在有的俗人担任教职或进入修道院作修士的动机已不完全是为了信仰，而是基于其它因素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谋取教职有利可图，很多俗人主要是为了逐利而担任教职。不少的姑娘作修女并不是因为她们的信仰比别人更坚定，而是由于她们的父母为了节省嫁妆，如在佩西亚，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嫁女至少要1500斯库多，如果把女儿送到修道院作修女，则只需向修道院交纳300—400斯库多[⑥e]。在佛罗伦萨，送一个女儿到修道院作修女只要花费100佛罗琳，而筹办一桩较为体面的婚事则需花费1000佛罗琳[①f]。因此，有相当多的家庭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将女儿送去作修女，布鲁克尔指出，这种风俗是“把修道院当作没有陪嫁的女儿的收容所。”[②f] （三）教会面对社会转型的应变。在社会变动的冲击下，教会内部纪律涣散，生活风气腐佳节又重阳败，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组织的崩解。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延续上千年，在空间上遍及欧洲各国，精神上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宗教，其组织肌体具有相当强的再生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会组织自身的应变能力。因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组织改变了中世纪时期那种崇尚独处沉思和宣扬安贫禁欲的宗旨，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世俗社会生活中，对各种社会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心。这种转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教会对教俗两界的宗教信仰历来拥有司佳节又重阳法权，到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法庭在信仰问题上面临一种两面作战的形势，一方面他们要对付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阶层中的异端思想，如对乔尔丹诺·布鲁诺进行审判；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文化中漫延的异端思想也不放过，如1596年，乌迪内的教会法庭审判过一个粗通文墨的磨坊主梅罗奇奥，并由于他反对教会的言帘卷西风论而判他死刑[③f]。除了信仰问题这一教会历来都拥有司佳节又重阳法权的传统领域外，教会法庭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加以干预，并与世俗法庭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对抗，如1450年代，佛罗伦萨发生的一桩婚姻纠葛案就曾在城市的公社法庭和主教法庭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公社法庭和主教法庭各自支持诉讼的一方，对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拖延经年，最后由执政团出面裁决方才了结[④f]。怎样惩治高利贷者也是教会法庭与世俗法庭经常发生磨擦的问题，因为这事“既关系到教会法规又涉及世俗社会的重要利益”[⑤f]。在佛罗伦萨，主教法庭对那些有放高利贷嫌疑的人往往不在其生前对他们起诉，而是在他们死后才提出诉讼，使其无法寻求其他保护，从而达到没收其财产的目的[⑥f]。这些事例都反映出教会已不再局限于仅仅关心精神问题，而是更为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2.教会组织在慈善事业上也更加积极。慈善事业历来是教会与世俗世界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这条纽带一方面满足了教士自身在精神上服膺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博爱传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树立了教会的济世形象。因此，教会在面临商品经济冲击的新形势下，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还更加积极地进行各种施舍。慈善事业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在教会医院收留病人。庇斯托亚的切波教会医院有70张病床，通常都收留有25个体弱的长期病人；圣格里高利医院有33张病床收留老人和精神病人；其它尚有一些小医院，平均每家医院有10张病床。粗略估计，在庇斯托亚的各教会医院共有200张病床，而这座城市总人口只有4500人[①g]。其二，施舍的方式还有给穷人分发食物。在锡耶那，每逢主要圣祭日，教会都要给穷人分发钱财，这是为了使“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锡耶那的城市和人民祥和幸福”[②g]。庇斯托亚的切波医院在圣徒节和升天节都给到医院来的穷人提供面包和酒肉，对那些羞于到医院领取施舍的穷人，则派人送食物到他们家里[③g]。其三是赠送嫁妆给那些家境贫寒而无法出嫁的姑娘。在当时的社会上，婚姻的缔结常常是基于经济上的盘算。姑娘的嫁妆是新婚夫妇婚后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因此，没有嫁妆的姑娘很难出嫁。这样，教会又有了一批施舍对象，庇斯托亚的圣亚科波修道院每年都提供200佛罗琳给穷家姑娘作嫁妆；切波教会医院每年也要提供100佛罗琳作这种用途。除此之外，教会还有诸如给囚犯送食品衣物等多种方式的施舍，通过这些慈善事业来加强教会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以挽救教会日益衰败的声誉[④g]。在日常讲道中，教会对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关注。这方面以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最为典型，他是法兰西斯派的修士，在15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整个中部意大利，他对世俗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孜孜不倦地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详细情况和它们所牵涉到的道德法则……并就契约、赔偿损失、公债和女儿应分的财产这类问题作晨间讲道”[⑤g]。 当时意大利正是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的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从精神的变动到重新达到平衡有一个被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教会上述活动的总的宗旨是在世俗社会中宣扬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惩恶扬善的道德准则，这对动荡社会中各阶层处境不同的人们的心理亦具有一定的影响，既使社会变动中的既得利益者有所警戒，又给予广大的失落者某种心理补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意大利的教会在社会转型时期总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教会的衰落并不完全是一种单向的变化，而是呈现出多元变化的复杂因素。一方面在信仰上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从各方面介入社会，极力发挥天主教普世主义的影响，重树其拯救众生的济世形象，借以摆脱困境。这种多元变化是意大利教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为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措施，也是对变动社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 二 意大利的城市人口中，教士和修道士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城市中的居民瑞脑消金兽主要还是世俗民众，这种状况正如丹尼斯·海所说的那样，“大量的人群，即使在一个人随时都会感到周围其他人是教士的意大利，都是由俗人组成的”[①h]。如14世纪的佛罗伦萨，92000人口中只有1480个教士、修士和修女[②h]；16世纪的威尼斯，在15万人口中，有536名教士、1238名修士、2403名修女，这个数字仅占全部人口的3%[③h]。这些俗人是城市宗教生活的实际参与者，他们构成了城市宗教生活的主体。城市宗教生活繁复多样，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大致有如下三类： （一）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这是城市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吸引了城市中大多数人的参与。大体上说，宗教集会和游佳节又重阳行的类型有三：1.每年在固定日期的年度纪念。在年度纪念中，城市的保护圣徒受到特别的重视。意大利各城市均有自己的保护圣徒，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是施洗者约翰[④h]，维琴察的保护圣徒是圣温琴佐[⑤h]，威尼斯的保护圣徒不止一个，圣马可是城市的主要保护者，此外尚有圣狄奥多西和圣乔治[⑥h]。每逢城市保护圣徒的纪念日，各城市都由市政府出面组织规模宏大的集会和游佳节又重阳行。如威尼斯的圣马可节，由督政和高级官半夜凉初透员率领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巡行全城，纪念活动从头天晚上持续到第二天[⑦h]。佛罗伦萨的施洗约翰节的纪念活动也是倾城出动，万人空巷[⑧h]。除城市保护圣徒的纪念日外，在其他的宗教节日里，城市里也要举行以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活动。2.当战争的威胁来临，特别是在城市被敌军围困时，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祈祷成为祈求圣徒保佑和鼓舞士气的手段。1529年，西班牙大军围困了佛罗伦萨，执政团命令全城人分阶层组成祈祷队伍，日复一日地在城里按一定的路线巡行祈祷[①i]。3.自然灾害发生时，各城市也求诸圣徒的保佑。1453年佛罗伦萨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期间，“所有的居民都跑去祈祷，整整四天之中，男女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络绎不绝，下层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民众在其教区神父的率领下集合游佳节又重阳行，并在晚间来到特里尼达教堂唱赞美诗，为他们的平安祈祷”[②i]。 （二）日常的布道会。城里的居民参加布道会都很踊跃，特别是那些个人道德崇高、洁身自好和辩才无碍的修士的讲道更加吸引民众。当一个修士讲道出名后，各城市的居民都希望能亲聆教诲，并把这些修士看成是活着的圣徒。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他的两个学生阿尔伯蒂·萨尔提诺和亚科波·马加尔，还有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都属这类修士。他们对广大民众主要是进行道德劝诱，在讲道中通过具体的事例抨击和诅咒放纵、堕落与犯罪，以此唤起人们的道德心，使其忏悔改过。如圣伯尔纳迪诺在阿雷佐的一次讲道中，谴责了那些在附近树林中放纵的人，结果，阿雷佐人连这片树林都全部砍掉了[③i]。一般来说，普通大众对这些深孚众望的修士讲道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听讲的人非常多，据《布雷西亚史》载，1446年一位法兰西斯派严修会的修士彼埃特罗到该城讲道，头一天就有10000人到场，其中有2000人来自其他城市，“大群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听他讲道，以至于最大的广场都嫌太小，而他自己也几乎都要冒生命危险才能移动”[④i]。有时一些参加布道会的听众在一次讲道结束后仍不满足，他们会跟随讲道者到下一个城市以便再听一次讲道。 （三）兄弟会的活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宗教生活中另一个富有特色的方面。兄弟会（confraternity）是城市中俗人的宗教组织，其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成份非常复杂，如佛罗伦萨的圣保罗兄弟会的成员有毛织业中的工资收入者（sottoposti）和工头、裁缝、艺术家、金匠、泥瓦匠、商人、银行家、公证人、医生、律师和大学教师[⑤i]。兄弟会的管理人实行抽签选举制，每届管理人任期4个月。每一个兄弟会都有自己的法规书，书中列有兄弟会组织的原则、活动的仪式和会员的行为准则，这些内容大多引自《圣经》和教父的论著，其总的精神是避恶趋善[⑥i]。 兄弟会的宗教活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兄弟会会员自身的活动。其中又分两种，一种称之为“赞颂”（Laudesi），会员在一起念连祷文和唱赞美诗，赞美圣徒和纪念会内死去的弟兄。另一种称之为“鞭笞”（disciplinati），会员通过自我鞭打来模仿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谦卑和他所经受的苦难，以此强调个人的皈依和苦修。进行“鞭苔”活动时，会员身着白袍，腰系麻绳，结队在城内游佳节又重阳行，一边走一边自行鞭打，同时高呼“仁慈、和平”[①j]。兄弟会宗教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进行的慈善事业，这是兄弟会会员表达其宗教虔诚的又一种方式。兄弟会施舍的对象非常广泛，据佛罗伦萨圣米凯莱兄弟会一份施舍的清单记载，接受施舍的有伤残病人、多子女的寡妇、孤儿、待嫁的穷家姑娘等[②j]。锡耶那的圣约翰兄弟会还给囚犯发送食物[③j]。 意大利城市里的宗教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晚祈祷，星期日望弥撒、婚丧嫁娶时的宗教仪式都是人们日常基本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在整个西方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世界的历史长时段中维持着相对静止的状态，从而构成了督基教社会中宗教生活的一般基础。而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布道会和宗教兄弟会的活动是意大利城市社会中民众参与范围广泛，同时也是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广大俗人在宗教活动中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虔诚。部分教士和修士在信仰上的衰落和行为上的腐佳节又重阳败对俗界无疑是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并没有导致整个社会对信仰的放弃，广大俗人在他们参与的各种宗教活动中仍然表现出宗教虔诚。兄弟会安排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旨在保持会员对上帝的敬畏和纯洁自身的灵魂。佛罗伦萨的圣保罗兄弟会法规要求会员每年领四次圣餐，每月至少忏悔一次，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会前斋戒，每天念七遍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以纪念“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受难”[④j]。兄弟会会员参加这些活动都非常认真，担任管理人的会员更是以身作则，特别是领圣餐的仪式更为严肃，凡是会员，无论其地位高低都必须参加，即使像罗伦佐·美弟奇这样的大人物也不能例外[⑤j]。兄弟会这类在户内举行的宗教活动参加的人数有限，气氛平静肃穆。而在户外举行的“鞭笞”游佳节又重阳行，圣祭日的庆典集会和各种布道会，参加的人数很多，气氛也不那么平静，有时甚至是非常狂热。1446年，法兰西斯派的修士彼埃特罗在锡耶那讲道之后，在城里举行了游佳节又重阳行仪式，城市的行政长官簇拥着彼埃特罗走在队伍前面，大批人群紧随其后，妇女们表现尤为狂热，“她们争相拥上去吻他的手和脚，并从他的僧袍上割下一些碎片来”[①k]。1399年，发生于北意伦巴底地区兄弟会的“鞭笞”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北意和中意，游佳节又重阳行者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沿途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队伍途经佛罗伦萨时，商人和工匠关掉店铺，全城大批居民，包括佛罗伦萨大主教都参加到游佳节又重阳行的行列中去。这次活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充分表现了广大民众中蕴含的宗教热情[②k]。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普通俗人的这种宗教热情甚至还会演化为狂热的过激行为。1424年，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在罗马作过一次讲道，据当时史家记载，由于他对巫术的抨击，“女巫菲尼切拉被烧死了，因为她用巫术害死了许多儿童和迷惑了许多其他的人，整个罗马都来观看了这一场面”[③k]。15世纪末，佛罗伦萨人也曾在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讲道的影响下，在执政团广场公开焚烧各种奢侈品、书籍和绘画。这些东西有的是人们自愿交出的，有的则是从一些市民家中强行搜出的[④k]。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广大俗人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放弃，这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社会深层文化积淀的反映，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对彼岸世界的描绘随时都在暗示人们注意自己灵魂的归宿，另一方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诸般困难也往往需要上帝的眷顾。这样，日常的宗教活动成为联结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桥梁，俗人在宗教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宗教虔诚，从而求得心理的慰藉。 （二）宗教活动侧重于外在表达方式。就一般情况而言，大多数俗人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并不具备高深的神学素养。因此，他们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来实现。如前所述，兄弟会安排的领圣餐、忏悔、斋戒、“鞭笞”和“赞颂”的游佳节又重阳行，都是一些具体的活动，会员就是活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步骤完成各种仪式，完成仪式过程本身也就是其宗教信仰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浅层次的外在方式，但却是有效的方式，广大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简单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在这种注重外在表达方式的宗教活动中，各种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东西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城市的大环境来看，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表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教会的象征物和纪念物随处可见；街头巷尾都有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殉难像和供着烛光的圣母像；小而残破的教区教堂和宏伟高大的修道院也是比比皆是”[⑤k]。在兄弟会的活动中，各种具体形象化的象征物成为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道具，一般兄弟会的法规都要求强调其统一的象征，诸如保护圣徒、聚会场所、徽章和圣迹等。每一个兄弟会都有区别于其他兄弟会的徽章、制半夜凉初透服和帽子，如佛罗伦萨的天使报知兄弟会员穿白色长袍，腰系麻带，帽子上缀有报喜天使的徽章，该会的珍贵纪念物上都饰有佛罗伦萨城的象征——百合花。圣玛利亚兄弟会员的穿着是红色长袍上饰黄色的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兄弟会的装饰更为复杂，会员头戴荆冠，荆冠下悬十字架，荆冠上还缀有圣塞巴斯蒂安殉难的标记，一支被利箭穿透的手[①l]。每逢宗教节日，在城里举行的大规模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中，圣迹、圣像、十字架、旗帜等各种象征性的纪念物更是多不胜数。各类教堂里的装饰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圣器、圣迹、雕塑和绘画。即便是个人私下的祈祷，所面对的仍然是传统的圣像画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受难的小雕像。当时艺术工匠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宗教有关，他们接受教堂委托，为教堂绘制壁画、制作雕塑和装饰教堂，也为俗人绘制圣像画，据彼得·贝克尔统计，在1480年代签有日期的绘画中，95%都是宗教题材[②l]。艺术工匠所制作出的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在宗教活动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形象化的方式为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神学提供了图解式的说明。 （三）宗教活动也是市民的交往娱乐活动。城市的宗教活动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俗人的宗教热情，为其精神上的终极归宿安排了出路；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居民的交往和娱乐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一般星期日的弥撒，居民都前往教区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之余，人们便可私下议论时政，交流从外地传来的各种消息，甚至谈几桩买卖[③l]。在重要的祭日还要进行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如在复活节前三天的星期四，一般兄弟会都要进行表现犹大背叛，最后的晚餐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为其门徒洗脚的仪式，兄弟会会员在仪式中分别扮演各种角色[④l]。实际上，这种由会员扮演角色的仪式本身就具有表演的性质，他们通过这种表现宗教虔诚的仪式亦能够领略表演的乐趣。丹尼斯·海颇有见地地指出，“兄弟会体现了人类乐于交往的倾向，在他们的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中，在他们生与死的高潮时刻都反映他们那种表现集体乐趣和集体虔诚的愿望”[⑤l]。 在全城居民参与的宗教节日里，有许多表演活动。在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中，有化妆表演，如小天使簇拥着圣像和圣物，背负十字架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等，萨沃那罗拉在他的《十字架的胜利》一书中描述过一次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的凯旋车，“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高坐其上，头上是三位一体的光环，左手持十字架，右手持新旧约；他的下面是圣母玛利亚；两侧是教会的殉道者和手执打开书本的先知；其后是得救的众生”[⑥l]。在纪念活动中还有戏剧表演，如1482年，在维泰尔博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圣体节时，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经过的街道两边搭起了很多舞台，“当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通过时，舞台上就表演简短的历史剧和寓言剧”[①m]。此外，在各城市的宗教节日里还要举行赛马、赛跑和比武等活动。 总的来说，在城市各种宗教活动中，城市居民交往和娱乐的成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耗资巨大的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教会通过宗教祭日的主题维持了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在精神领域内居主导地位的传统。另一方面，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又以其表面繁复而实际简单的图解化方式适应了广大城市居民对具体形象易于接受的简单化倾向，让他们能够在设定的“宗教的”环境中宣泄其宗教热情，同时又得到了娱乐。实际上，在当时城市里，重大的宗教纪念日也就是全城居民的盛大节日，宗教纪念日同世俗节日的活动内容在很多方面都很类似，有的宗教纪念日本身就是城市重大事件的纪念日，只不过被冠以圣徒名称罢了，如威尼斯的圣朱斯丁纳节是纪念威尼斯在勒班多海战中战胜土耳其人[②m]，佛罗伦萨的使徒巴纳巴斯节则是庆祝佛罗伦萨在坎帕弟诺的大捷[③m]。在这些宗教纪念日中，娱乐活动对广大市民来说已是不可或缺，1431年，维琴察政府认为圣荆冠节中的赛马和妇女赛跑过分喧嚣，决定用向圣科罗拉修道院敬献银灯和银冠来取代赛马和妇女赛跑，但维琴察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会使节日“整天都严肃庄重”，结果，政府只好取消命令恢复了赛马和赛跑，“以使全天都欢欣快乐”[④m]。从活动参加者行为的角度看，这些宗教活动的形式是“宗教的”，但内容却是宗教体验和尘世享乐同时并存，活动参加者对宗教情感的体验并不排斥其对现实生活的享受。同时，宗教活动参加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当时处境的不同，他们参加活动时的心态和表现也有差别。这种虔城与放纵、节制与享乐多种因素同时存在于宗教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正是反映了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 三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宗教生活的状况和特点等问题作出以下结论。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者在论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特征时，一般都以“世俗化”这一概念来概括，然而对“世俗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往往又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世俗化”在宗教生活这一个层面如何体现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在一个大部分人口都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徒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社会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诸般行为都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精神上则更没能完全超越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范畴，如果把“世俗化”仅仅理解为“非宗教化”，亦即“非宗教的”才是“世俗的”，那就不免过于简单化和程式化了。 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世俗化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世俗世界取代宗教世界，在当时，宗教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在城市宗教生活这一层面上，宗教的世俗化应该理解为一种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这种普遍化和大众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教会方面看，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教会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在一般教士和修道士信仰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的同时，教会在其精英分子的倡导下，由只重禁欲苦修和独自对神学的思考转向注重社会的实践，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宗教生活，在宗教活动中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会的普通大众，如圣伯尔纳迪诺等人讲道的内容并没有高深的神学理论和抽象的概念，他们所涉及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事物。为了增强讲道的效果和吸引更多的听众，他们讲道时也不使用拉丁语，而是采用俗语讲道。在宗教纪念日里，教士的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同俗人一样色彩绚丽，豪华的法衣和铮亮的银圣器与俗人的队伍争奇斗艳，明显地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感。教会在文化上这种由“雅”到“俗”的转化过程，也就是宗教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过程。 其次，从思想的角度看，在宗教活动中，圣像画、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受难雕像、圣迹一类的宗教象征物大量出现，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中的化妆表演和奇迹剧比比皆是，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借重于具体形象的表达。这种以具体现象图解宗教概念的活动一方面易于理解，能够适应城市大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减弱了宗教思想的深刻性，著名中世纪文化史家约翰·惠曾加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宗教生活时指出，“每一种思想都在一种形象中去寻求表达，但在这种形象中，思想本身变得凝固而僵硬。由于这种追求可视形式的倾向，所有神圣的概念都面临被固化为只是一种外在物的危险。因为在一种确定的象征性外形之下，思想丧失了微妙和模糊的性质，而虔诚的情感也融化于形象之中”[①n]。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思想的外在化和简单化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思想的大众化。 再次，从行为的角度看，城市各阶层大众参与的宗教活动非常频繁，如14世纪末，锡耶那一年里的宗教节日有75天[②n]，佛罗伦萨的年度宗教节日有40个。其中施洗约翰节长达10天[③n]。宗教活动的空间也不只局限于教堂和修道院内，而是遍及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兄弟会聚会的场所。频繁的宗教活动和随处可见的宗教象征物造成了浓重的宗教氛围，使置身其间的人们随时能够体验到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存在。然而，过多过滥的宗教活动也会导致参与者心理上的厌倦，从而削弱宗教的神圣感。同时，宗教活动中的娱乐等因素也同样起着这种作用，诚如惠曾加所言，“宗教对生活中所有关系的渗透意味着神圣和世俗思想领域的不断混合，神圣的东西将变得过于普遍，以至于不能深刻地体会”[①o]。因此，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广泛性上更甚于以前，广大俗人在宗教活动中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虔诚，但对他们来讲，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神圣性实际上已大为降低。这种宗教活动的广泛性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都神圣性的削弱是宗教生活普遍化和大众化的又一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兴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意识形态还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欧洲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距理性主义时代尚有很长一段历史进程。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普通大众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道森所说，“在14—15世纪，当学者们继续实现学术复兴而政治家们也正在把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世界的秩序改变为一种新的国家体系的时候，平民百姓的头脑仍然沉浸在中世纪历史的宗教氛围之中”[②o]，当时人们对教会的抨击和嘲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部分教士生活腐佳节又重阳败和道德堕落的不满，而不完全是基于反宗教的立场。当然，宗教意识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并不等于一成不变，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从各方面对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地位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迫使教会对这种冲击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反应，从而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产生相当大的变化。城市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就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冲击和教会自身变化的结果。这一结果也是整个欧洲走向近代的一个阶梯。 … Continue reading →

    论说对抗权力的暴力与非暴力取径，许多人往往直观地会在后者加上正当性与道德性，而对前者讨论必要性。然而，对于对抗的本质，对于行动的决定，其实二者不分轩轾，都是跟基于抗争的决定与意志实践、坚持。而这样的思维基础—特别是坚定的贯彻行动的抉择--不是冲动，不是本能，却是理性的分析与抉择。     上世纪激动人心与激励世人的自决与独立运动，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绝对是激越而引人深思、仿效的历史篇章。而这段史诗中，有个特别让人瞩目的对象，没有他，是否能让骄傲的大不列颠联合帝国放手而给予爱尔兰自由，并进而获取独立？恐怕这样的假设是非常成问题的。而他的行动、技巧与行事，固然广为启迪全世界争取自由独立的人们，但更重要的，无疑是他的冷静理性分析后的意志贯彻。因为，这样的思维并所决断执行的行动，才是我们面对压迫下选择暴力行为的观察与学习对象。而这个人是谁？此人即是爱尔兰独立革莫道不消魂命领佳节又重阳导者。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John "Mick" Collins；爱尔兰语：Mícheál Seán ó Coileáin）。      迈克尔•柯林斯的行动是暴烈的，也当然是采取武装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暴力手段。时人评为：激进、暴力与血腥。然而，他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冒进与鲁莽的。也并非是爱尔兰独立运动本质性地必然选择暴力路线。事实上，逵诸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历史，爱尔兰人采取过议会路线，以加入英国下议院的议会选举路线试图争取透过议会路线达成最终独立目标的政治计画。然而，议会的路线的计画，随着英国政党轮替执政者的更替，改变前任者的理解、善意与计画而胎死腹中，而摄于议会现实与规则，更使议会派实际上无为，更宣告议会路线的此路不通。     其后，爱尔兰革莫道不消魂命运动者也尝试另一种路径，一种以运动领佳节又重阳导者的牺牲试图唤起民众觉醒并打击不列颠政府的存在道德性的行动，即是着名的“血祭理论”。然而，起义领佳节又重阳导者的牺牲，固然慷慨无畏，民众的义愤与认识固然增高，但对于事实上的独立进程却几乎毫无进展，甚至带有一种苍白无力的无奈。      柯林斯总结这些他评为“鲁莽的业余行为”，认识到这些行动的无意义与不足，因此大胆与激进地采取远比之前暴烈与激进的暴力路线。其透过优越的组织与情报搜集管理能力，将爱尔兰革莫道不消魂命志士组织起来，以缜密、积极，但避开无意义牺牲的游击战术与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行动，先打击作为英军控制优势所必须的情报提供来源，让所有以往作为为英军提供资讯的爱尔兰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或特务组织无力化。进一步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与打击在英国镇瑞脑消金兽压爱尔兰的军事与准军事力量。特别是他们的主事者或指挥者。而这些激烈的活动当然引起英国占领军的激烈报复。但是，这样的过程固然血腥，却充分暴露出占领政府一直试图隐藏、淡化的暴虐、压迫与国家暴力的本质。这些行为的血腥暴力，固然有坚实与直接的对抗性与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烧灼与鞭鞑不列颠统治政府与不列颠人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列颠政府与军队在爱尔兰的存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根本不是个别暴徒所滋生的国内治安问题，而是自恃优越的外来统治政权以优势国家暴力为后盾，以暴虐施暴能力为震慑压制人心武器的权力支配体制！     柯林斯以暴力甚至不惜以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的恐怖行动，最终瘫痪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意志。终于同意与爱尔兰和谈，签订英爱和约，并最终使爱尔兰自由独立。而这场意志与意志的较量中，仔细思考观察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基于冲动、义愤或鲁莽而采取暴力的行动取径。这样激进的路线，其实是对于事态本质的深刻甚至沈痛认识，经过极度冷静与理智思考分析后所采取的审慎作为。事实上，柯林斯所主导的行动绝大部分都是清楚谨慎而为之的，并且避免过度的损伤。他并没有因深挚的情感而忽视客观的实力差距。反倒是他利用这些经过精密计算的行动，让强大的不列颠国家暴力机器（政府、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保安团、军队与特务机构），逐渐丧失心理上的平衡，终于难以抑制地显露暴虐压迫统治的本质，屡屡以过激的行动让爱尔兰人民认清这点，并且认识到与之抗争的必要。而这些无疑才是柯林斯作为的珍贵遗产，而不是那些被众人瞩目的行动方式与技巧等技术层面的表现。     长久以来，由于非暴力行动在媒体与宣传底下，更直白的说，一种无视事态本质，乡愿性的筛选底下，似乎认为，非暴力在方法上具有崇高、道德与理性的独占性。亦即，创造出非暴力与暴力两相对立的语言评价结构。认为这二者有上下与崇高低劣的对立关系。亦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的区别。然而，审究其实质，这二者在对抗压迫、抗拒体制性暴力方面，其实是本质上的一致，而仅仅在表现与方法上的不同。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应该是一样的。在沟通的必须前提下，我们究竟该将暴力（或非暴力）视为建构或争取对话沟通的工具？还是暴力（或非暴力）本身就是沟通？实际上，做为抗争的理由，正是对于规范欠缺与无力。而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实为逸脱出规范的的一种不受规范统制的力量。而正是欠缺规范或规范无力的情境，使得我们正视到规范本身的不合理性，而又无从以规范所属体制内的方式进行对规范的重构，所以暴力与非暴力被以足以让规范掌控者注目且不得无视的方式对其进行沟通。因此，暴力必须与规范对称思考。正是规范不符合人们对规范的内造认知，甚至已经形成无可改变与言说的压迫，从而暴力与非暴力等手段会成为沟通重构规范的必要与可能。所以，对于暴力的直接负面标签化，其实是粗暴地拒绝审视检验规范的合理性，重申压迫的独占性与优越性的遁逃行为而已！     一部描述柯林斯生平的电影中，柯林斯有如下的对白：       柯林斯：我渴望和平与安宁，不和平，毋宁死。     友人：你是说你是为和平而杀人？     柯林斯：这是手段，不是目的。     友人：你对这套向来在行……      柯林斯：哪一套？     友人：流血暴有暗香盈袖动，这方面你算一代大师，你会把他们整得鸡飞狗跳……     柯林斯：精彩的还在后面……     友人：你是说，这只是小意思，所以还会有更暴力的方法？     … Continue reading →

北美印第安人，从野牛到电影 　　师家亮 科学探索杂志 　　野牛，印第安人的一切 　　美洲大平原由落基山脉延伸至密西西比河岸，其无边无际的草原和砾石泥灰岩层在冬季受到极地暴风雪的迎面吹袭。这里是野牛的国度，其数量成千上万，牛群随着季节交替更迭而发生变化。几支印第安民族定居在落基山支脉或河畔，最初只有他们在这片不毛之地追猎珍贵猎物。他们身披狼袄，包围牛群并将他们赶到一处峭壁、一条高得令人晕眩的死路，受惊的牛群只能往下跳。 　　野牛全身都有用处。除了肉以外，皮可以做成印第安帐篷和衣服，骨头则用来制做工具。一开始吸引数以千计印第安人来到美洲平原的，就是这种上天所赐的动物。后来却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印第安人的迁移行动。 　　15世纪时，美洲大陆东部受干旱侵袭。许多部落都躲到密苏里州去，其中包括种植玉米的曼丹族。从上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在大西洋岸定居引起天花、麻疹和霍乱等流行病，造成印第安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量死亡并且促使他们逃向西部。 　　17世纪末，新殖民入侵使得各部落为了控制与欧洲人贸易的毛皮市场而相互对立。拥有毛皮等于有了绝对的优势。欧其瓦族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提供武器之下，对上游湖岸的苏族人进行一场残忍的游击战，以后轮到他们被迫越过密苏里州。因此平原上的人口越来越多。 　　18世纪时，分属20多个部落20万名印第安人分布在这片广大的平原：北面的黑脚族、克里族、大肚族、乌鸦族及阿锡尼波尼族；南面的夏延族、阿拉帕荷族、休熊族、科曼许族及奇欧瓦族；最后是东面的拉科他苏族、达科他族及拿科他族。 　　这些民族对于发展平原文化贡献良多。这是一个猎人和战士的社会，始终以野牛为中心，最初是以交换和互惠为基础的半游牧民族。他们彼此紧紧互相依存，也和自然环境和平共处。17世纪时，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美洲大陆销声匿迹的马匹重新出现，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战士的重要性是以服装穿着的华丽与否来衡量。半野生的马群是从南方西班牙殖民地逃跑或被偷的座骑的野生后代，然后向北方扩展。他们代表一个极大赌注，因为当时印第安人只知道步行或奔跑，而狗被当成牲口。这种圣犬为他们带来新的机动性，以及狩猎生产力增加所保障的更高生活水准。他们舍弃定居生活、玉米种植，而且不顾一切到美洲尝试冒险。科曼许族成为牧民，夏延族和苏族则变成猎野牛者和养马人。 　　当时骑马的人与种植玉米、四季豆和南瓜的半定居部落共处，就像波尼族一样。大自然和四个季节支配他们的生存方式。冬季及春季，他们以小型家庭团体生活。他们的田地不超过2公顷。以一块野牛肩胛骨充当锄头来锄草，土壤以牛粪和骨灰来施肥。夏季是以物易物及狩猎的季节，此时各氏族聚集起来举行仪式。这也是出征作战的时刻。随着秋季、寒冷及下雪，猎物变少了，村落依靠库存食物为生，只要收获能够抵抗干旱、螽斯或敌人袭击。好天气时采收的野生李子、葡萄和醋栗，装饰以野牛为主的干肉饼并搭配玉米糊。收成不好时，印第安人面临饥荒。他们有蕃薯、草及根菜就满足了，并且用这些东西来煮汤。在保养身体方面，他们求助于一种多样化的药典，它由上百种植物组成，富含抗坏血酸及其他在今日已成为药方的物质。 　　但这种定居生活方式和游牧民族接触后有了演变。马匹成为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马具受到注意。妇女们以西班牙木制马鞍为灵感，在上面镶以珠子。马头及颈饰点缀以彩色图案。白人贸易加强了这种矫揉造作的倾向。猎人及法莫道不消魂国皮货商占据了密西西比河谷。他们以珠子、刀、枪、布、糖或咖啡来换取皮革，很快就让人对这些东西难以割舍。长久以来习惯于某种匮乏的印第安人从此感受到精细讲究。 　　8世纪末，衣服、羽毛头饰、武器和饰物说明了一种标新立异、醉心于色彩的文化，此时它经历了最后辉煌时期。汇集在美洲平原的人口及物质财富可以由稳定关系表现出来。结盟、冲突、暴力征服产生了一种作战文化，后来在面对美国侵略时受到巩固。它使英勇和战斗勇气更有价值。战利品，头皮和羽毛是一次行动的具体象征，亦即处于险境之中的英勇行为，表达出鼓励成年人侵略的愿望。它们不仅对于战士的荣耀和名誉有所贡献，更广及家庭和氏族。 　　1851年，美国人强制规定游牧民族疆界 　　当拓荒者于19世纪初进入美洲平原时，一种同质文化分布于加拿人草原和西班牙属地偏僻边境之间。白人涌向西部，加强人口移动。自1830年起，军队将出身于东部地区的印第安人逐出美洲平原，如阿帕拉契山脉的撤洛基族。新的抵达者必须适应并且为他们的社区重新创造生活条件，他们居住地基本上是在今日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及德克萨斯州所涵盖地区。他们和想要保护领土的首批占居者互相冲突。但是问题产生于1851年，当时美国政府首次以拉勒米堡条约强制规定美洲平原部落的疆界。往后30年间，美国不断缩减保留区的面积，有时甚至限定几个敌对部落共享一块领地。 　　对印第安人来说，失去移动自由是难以想像的。于是，他们起义并试图让铁路、移殖民及淘金地远离其狩猎地。1876年6月第七兵团在小大角（Little Big Horn）的挫败无疑使这种抵抗达到了顶点。在捍卫夏季营地之同时，苏族及其盟族杀死卡斯特将军和他的200名部下。然而这场胜利却是印第安美洲的末日。军队镇瑞脑消金兽压顽强的敌人。他们重返保留区。没有移动自由，而且没有野牛，他们已被职业猎人赶尽杀绝，因此日子愈来愈难过。 　　印第安人民陷于一种深度恐慌，于是在数年后诞生了神灵之舞的运动。他们认为如果印第安人努力不懈的话，这种舞可以使生命轮回并让白人失踪。此种信仰所激起的恐慌造成军队的干预。 　　1890年12月，达科他印第安人首领坐牛（Sitting Bull）被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接着突如其来的翁迪德尼大屠有暗香盈袖杀更是以血泪成河收场。西征的梦想实现了，印第安悲剧却持续上演。 　　他们的领土与不可见的世界互相重叠 　　美洲大平原从密西西比河谷到洛矶山岭，构成北美最令人惊叹的景观之一。地形单调、难以忍受的亮度、强风以及干旱让首批探勘者怯步。夏季时，它们呈现浅黄褐色，唯有印第安人或雷击所引起的火焰能划破这种单调。风有助于蒸发，让夏季更热、冬天更冷，还有任何屏障都抵挡不住的极地暴风雪。唯有几处断层不受风侵击，它们往往是沼泽断层或有河流经过，蔓生的植物引来海狸、水獭、棕熊、羚羊、鹿…暴风雪期间，它们也成为野牛的避难所，野牛乃美洲大平原的代表性动物。 　　这种大自然的力量、丰富多样的动物在美洲平原印第安人的灵性和宇宙起源论方面占有优越地位。“我从小就没有母亲，但我始终有一位母亲。你们每天都走在上面”，拉科他族精神领袖亚契写道。“人和物都具有灵魂、能力，并拥有神圣面。这对于植物、石头、云或对于动物来说是有价值的。所有生命形式都被感觉像是彼此相通，拉科他苏族的基本仪式表现强调出：我们都是父母”。这种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构成神圣之环，各种生命形式皆透过此一循环周期来演进，是同这些拉科他族以“Wakan Tanka”之名所崇拜伟大神灵的杰作，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神圣伟大”。 　　圆圈的象征主义渗透苏族社会 　　萨满肯定大自然中一切都是圆的。太阳、月亮、岩石，甚至动物和人类也是圆的。就这样，营帐和印第安帐篷的圆形看起来有如宇宙的缩影，一个大圆圈内部的一些圆圈。居住圆圈里代表生活在宇宙中心，这里的一切生物依然与神的力量有所互动。虽然很难确定这些宗教概念的年代久远，但某些遗址的居住说明了前哥伦布时代以来的环境象征适应，它们都布满图画文字或是在神话中被提到。此外，当新来的印第安人于17及18世纪入侵平原时，他们一面适应这些充满神圣事物的地方，一面附加其他“定居”遗址。因此，对印第安人来说，圣洁随处可见，与白人恰好相反。它们是一种与神灵及祖先对话的邀请。它们认定领土，让人想到与宇宙的记忆关联并且让空间具有意义。 　　这些足迹最后构成一个无可取代的遗产，因为它组成世界观并决定部落的集体认同。永久交易存在于可见世界及不可见的“另一个世界”之间，即超自然力量、死者灵魂及神灵的宇宙，它们监督人类的行为举止。这个世界管理并推动可感觉到的事实。它影响行为及社会关系。它强制规定一些禁忌和仪式，用来避免“另一个世界”及其神灵的不祥反应。所以说，印第安人并不保护大自然，他们保护自己不受自然侵害并敬畏大自然。 　　他们终于开始叙述自己的历史 　　印第安人时为牺牲者，时为刽子手，并没有特定的形象，这是白人的幻想及陈腔滥调所造成的结果。20世纪初由美国政府所发起的大规模文化适应之举眼看就要成功，但这种垂死认同如今卷土重来。70年代的政治行动之后，一场文化征服便接踵而来。语言、习俗及向来秘密的传统仪式都有了新的改进。大学及专科学校在文化发展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此种文化涵盖当代的各个创作领域。TC Cannon（奇欧瓦族）或Kevin Red Star（乌鸦族）等多位画家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有展出。他们的大胆为有创意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路。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者不会错过这些创作，而且当代印第安艺术市场越来越蓬勃。 　　音乐仍然是最容易接近及最丰富的领域，就像世界各地一样。传统歌曲及音乐经历一次惊人发展。唱片公司专业化，团体也扩展起来。印第安艺术家投入各式各样的音乐类型，如同摇滚、爵士、饶舌、乡村音乐或电子音乐。有些人甚至名扬国际。在欧洲可以买到Buffy Sainte Marie（克里族）、John Trudell（达科他族）、Buddy Red Bow（拉科他族）或苏族一支出色蓝调团体Indigenous的唱片。 … Continue reading →

时代周报10月30日报道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莫道不消魂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瑞脑消金兽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人比黄花瘦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 ** ，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莫道不消魂家安人比黄花瘦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瑞脑消金兽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瑞脑消金兽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半夜凉初透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 Continue reading →

《眼睛》 天藍、烏黑，都被愛，都美，—— 無數的眼睛見過了晨光； 它們在墳墓深處沉睡， 而朝陽依舊把世界照亮。 比白晝更溫存的黑夜 用魔術迷住了無數眼睛； 星星永遠閃耀不歇， 眼睛卻盛滿了無邊陰影。 難道它們的眼神已經熄滅？ 不，不可能，這是錯覺！ 它們只是轉向了他方—— 那被稱為不可見的世界。 西斜的星辰辭別了我們 但仍漂游在茫茫天宇， 眼珠雖也像星星般西沉， 但它們並沒有真的死去。 天藍、烏黑，都被愛，都美， 開啟眼簾，面向無限的晨光； 在墳墓的另一面，在他方， 闔上的眼睛仍在眺望。

月份的别名很有趣，比如七月的“夷则”也是商调之一XD 夏历月份别名 一月：正月、元月、端月、孟月、征月、初月、嘉月、三微月、陬月、孟春、开岁、发岁、献岁、芳岁、华岁、早春、春王、孟阳、孟陬、首阳、新正、夏正、三之日、青阳、三阳、初春、始春、元春、大簇、首春、元阳、正阳、寅月、泰月。 二月：杏月、丽月、花月、令月、如月、仲春、酣春、仲阳、竹秋、四之日、中和、花潮、夹钟、大壮、卯月。 三月：桃月、桐月、蚕月、季春、末春、暮春、晚春、杪春、莺时、桃浪、雩风、樱笋时、上已、寒食、三春、阳春、故洗、央月、辰月。 四月：梅月、麦月、仲月、阴月、乏月、麦秋月、清和月、余月、槐月、孟夏、初夏、维夏、槐夏、麦候、麦序、纯阳、正阳、朱明、麦秋、仲吕、乾月、槐序、已月。 五月：榴月、蒲月、恶月、皋月、午月、仲夏、天中、郁蒸、小刑、鸣蜩、满月、端阳、端月、蕤宾。 六月：荷月、季月、焦月、暑月、溽月、且月、伏月、季夏、精阳、徂署、荔月、天贶、林钟、遁月、未月。 七月：兰月、瓜月、凉月、巧月、相月、桐月、霜月、孟秋、初秋、上秋、首秋、早秋、新秋、瓜时、兰秋、肇秋、中元、夷则、否月、申月。 八月：桂月、壮月、仲秋、仲商、正秋、中秋、桂秋、竹小春、南吕、酉月。 九月：菊月、朽月、玄月、亥月、青女月、季秋、凉秋、三秋、杪秋、穷秋、暮秋、晚秋、季商、暮商、霜序、重阳、菊秋、无射、菊序、元月、剥月、戍月。 十月：良月、小春月、阳月、孟冬、开冬、上冬、初冬、小阳春、梅月、阳春、应钟、坤月、亥月。 十一月：葭月、龙潜月、畅月、辜月、子月、复月、仲冬、一之日、霞月、冬月、长至、黄钟。 十二月：冰月、除月、腊月、蜡月、严月、涂月、嘉平月、季冬、末冬、暮冬、杪冬、残冬、穷节、星回节、二之日、清祀、寒冬、大吕、严冬、临月、岁杪、丑月。 农历四季的别称   春季：阳春、艳阳、淑节、青春、阳节、青阳   夏季：三夏、朱明、九夏、炎夏、朱律、清夏   秋季：凄辰、金天、三秋、商节、素节、白藏   冬季：安宁、冬辰、岁余、九冬、无序、严节   农历各月份的又一别称   正月：孟春、寅月、嘉月、首阳、献岁、早春、元月、端月、华月、夏正、冠月、新正   二月：建卯、夹仲、丽月、酣春、花朝、仲春、花月、杏月、竹秋、火壮、中春   三月：季春、姑先、桃月、辰月、莺时、末春、蚕月、桐月、秒春、桃浪   四月：槐序、孟夏、麦春、乾月、除月、麦候、建巳、中吕、朱明、正阳   五月：建午、炎月、天中、午月、幕月、仲夏、蒲月、郁蒸、小刑、鸣蜩   六月：季夏、林钟、征暑、荷月、遁月、精阳   七月：早秋、兰秋、首秋、建中、上秋、相月   … Continue reading →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an, Pass by. 对生对死投以冷眼，骑士，向前。

　　法王亨利四世是“西班牙阴谋”的牺牲品吗？ 　　亨利四世是法莫道不消魂国波旁王朝第一位国王，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原是法莫道不消魂国南部那瓦尔的国君，胡格诺教徒的首领。在圣巴托罗缪之夜那场大屠有暗香盈袖杀中，他作为太后的乘龙快婿和刚刚改宗的天主教徒藏身卢浮宫而幸免于难。尔后，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两大教派的战争中，亨利再次改信胡格诺教，成为胡格诺军队的统帅。华洛瓦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亨利三世与以吉斯家族为首的极端天主教势力闹翻以后逃出巴黎，与亨利·波旁联合围攻首都。但是亨利三世在军营中被一名修道士刺死，王位传给了亨利·波旁，是为亨利四世。1594 年，巴黎人同意他为国王，条件是必须改变信仰。亨利四世又成了天主教徒，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巴黎，值得做一次弥撒。” 　　亨利四世执政后励精图治，1598 年颁布南特敕令，承认两种教派信仰自由，并迫使长期干预法莫道不消魂国内政的外国莫道不消魂军队撤走了。他还加强了国王的专人比黄花瘦制权力，镇瑞脑消金兽压反叛，大力发展经济。在他统治期间，法莫道不消魂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都有长足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是，亨利四世始终有一块心病，那就是没有改变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奥地利和佛兰德尔对法莫道不消魂国形成的三面包围之势。正当他准备与哈布斯堡王朝决一雌雄之际，也就是在出征前夕的1610 年5 月14 日，他在巴黎街上乘马车兜风时被一个天主教徒刺死，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 　　亨利四世传奇的一生是同数不清的阴谋交织在一起的，人家暗算他，他也算计别人。与他打过交道的一大批法莫道不消魂国显要如科利尼海军上将、吉斯公爵兄弟、亨利三世都先后成了各种阴谋的牺牲品，亨利四世最后也没能逃脱厄运。 　　由于亨利四世是哈布斯堡王朝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是在他出征前夕遇刺身亡的，所以人们纷纷议论亨利四世是所谓“西班牙阴谋”的牺牲品。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指出，从凶手口中始终没有抠出哪怕是一星半点这方面的证据。刺客名叫让·拉瓦利亚克，原是来自安古列姆城的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自称对亨利四世姑息胡格诺教派极为恼怒，多次求见国王面陈利害均遭拒绝，于是只好诉诸匕首了。后来尽管对凶手进行了多次刑讯，他仍一口咬定没有任何同谋。亨利四世的忏悔神父也一直对拉瓦利亚克进行诱供，临刑前还威胁他说，如果他不供出同谋，他的罪孽便得不到宽恕。可是这个弑君者还是说此事纯系他个人所为，与他人毫不相干。人们认为象拉瓦利亚克这样虔诚的天主教徒临死前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否得救就全靠这些话是否真实了。 　　不过也不能单凭凶手的供词就认定是他一个人单干的。有人举出了不少可疑的现象，比如当亨利四世的轿式马车辚辚驶过狭窄的巴黎街道时，前面突然出现几辆四轮马车堵住去路，身材高大、尚武有力的拉瓦利亚克就是这时当头窜出来并顺利得手的，看来有人配合。有些著作干脆把拉瓦利亚克说成是疯子，可这个疯子刺死的偏偏是一个很有作为而是结怨甚多的君主，而且就在他出征打仗前夕得手，这些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问题还可以继续展开，如果说拉瓦利亚克有同谋，那么同谋又是谁呢？ 　　许多有心人经过调查，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策划阴谋的嫌疑最大。他们发现，1610 年4 月底到6 月初期间的西班牙国家档案中的一些重要文件“失窃”了，这些文件无疑同西班牙的劲敌亨利四世之死有关。 　　人们还找到了一个名叫查克林·台斯科曼的女证人提供的材料。她是亨利四世宠爱的德·维尔涅伊侯爵夫人的仆人，她说侯爵夫人与觊觎王位的台彼尔农公爵是这次阴谋的组织者。她还道出这伙阴谋分子一直跟马德里宫廷保持着密切联系。还有一个叫拉德尔加大尉的人也说是西班牙王室策划了刺杀亨利四世的阴谋，还说自己曾把危险告诉了亨利四世，可惜这位生性粗豪的国王没有在意。不过也有人认为台斯科曼的证词不可信，后来女证人也以伪证罪判了终身监禁。至于那位拉德尔加大尉写的回忆录更是有许多信口雌黄的东西。 　　话又得说回来，鉴于亨利四世是哈布斯堡王室的头号仇敌，因此他死于“西班牙阴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何况还有下面的事实可以作为旁证，那就是西班牙宫廷伙同耶稣会经常用阴谋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的手段除掉自己的敌人。 　　最后，还有一点使人觉得奇怪，即对于这么一次严重的弑君罪行，侦讯水平在当时堪称一流的法莫道不消魂国司佳节又重阳法机关竟没有弄个水落石出。为什么？有人认为法官们有顾忌，不想抖出真莫道不消魂相，并且插科打诨地说是魔鬼唆使拉瓦利亚克干的。法官们为什么不积极查办，有人指出根子在王后玛丽·美第奇身上，因为她已对丈夫不怀好感，甚至可以说盼他早死。原来亨利四世是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当时这个戴王冠的登徒子正在追逐年轻貌美的孔德亲王的王妃沙尔洛达·蒙莫兰西。王后深恐丈夫同自己离婚或一味迷恋亲王夫人，即使是后一种情况，也足以使王后失去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亨利四世一旦一命归西，玛丽·美第奇就可以替自己九岁的儿子路易十三执政到他成年。因此，当台斯科曼声称掌握了阴谋分子的确凿证据而要求王后接见的节骨眼上，玛丽·美第奇却避而不见，任凭自己的丈夫朝死神径直走去。亨利四世到底是不是“西班牙阴谋”的牺牲品，480 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 如果假定拉瓦利亚克背后真有一个指使者的话，我认为西班牙阴谋要比玛丽·美第奇合理多了……

一、中世纪大学的特权 中世纪大学是相对自治的独立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是经过不断的斗争，由教皇、国王、诸侯及城市当局授予的，包括内部自治权、独立审判权、免除赋税及兵役权、学位授予权及到各地任教权、自由讲演、罢教及迁校权，等等。1158年，夫累德利克一世发布旨谕，规定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可以自由通行，不受阻碍，甚至大学的信使也享有同样权利。又规定大学教授有裁判权，凡外人与大学生发生诉讼时，均由大学审理，结果外人一定败诉。1219年，教皇奥诺里奥确认博洛尼亚副主教拥有授予学生学位的权力；学生有权到其他地区组织学校，教师可以到其他城市任教。1230年，博洛尼亚城市当局承认外地学生享有本城居民同等权利，以换取学生保证不迁校的承诺。在这之前的1222年，部分博洛尼亚的学生迁到帕多瓦，创办了帕多瓦大学。在巴黎，主教曾直接掌管学校事务，1215年，教皇特使为巴黎大学制定了第一个章 程，取消圣母院主事对巴黎大学的控制权。1229～1231年的大罢课，迫使教皇出面调停并颁发新的章 程，使巴黎大学最终从主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拥有结盟权和罢课权，具有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专一权等。随后国王圣路易确认巴黎大学具有法人资格，巴黎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正式成立。在海德堡，当大学于1385年创办时，洛伯特一世（RupertI）许可大学师生免除各种义务或捐税，甚至这些特权有时还扩及到与大学有关的人员，如大学敲钟人、书商、书册装订工、羊皮纸工等。 关于大学是如何在斗争中获得种种特权的，学者雅克?勒戈夫（JacquesLeGoff）说：首先靠它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此外还有一点，大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同盟者──罗马教廷。 二、中世纪大学的系科 中世纪大学起初均为单科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为法学科，巴黎大学为神学科，萨莱诺大学为医学科，学习以上学科，须以七艺为基础，七艺乃文科。后来，一般大学开始分设文、法、医、神四科或四个学院。其中法、医、神三科被认为是“高级”学院，文科则是这三科的准备阶段，隶属于其他三科，学生修完文科，方能分别进入其他三科学习。由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在四科中神学居于支配地位。教师作为各学院的正式成员，由他们来选举自己的系主任或院长。通常四个院长再选举一位校长来代表整个大学。在巴黎大学，起初校长是由文学院院长担任，而文学院院长要想被大家认同是整个大学的代表，则需要做许多事情。拉什多尔（HastingsRashdall）说：“要经历一系列斗争，校长才能成为大学的首脑，这种斗争是实实在在的斗争，有时甚至会发展成拥护校长的人与拥护神学院院长的人在教堂发生武力冲突。” 三、中世纪大学的课程 在13世纪前，大学课程在不同的大学或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到13世纪时，大学课程逐渐由大学规程或教皇敕令固定下来。从此大学课程体系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大学间高度的统一性，文科包括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法科分民法（罗马法）与教会法两科，民法以民法类编为法定教本，教会法以《教会法汇编》为正式课本；医科包括希腊人及阿拉伯人的医学著述，神科包括《圣经》及经院哲学家的神学著作。大学课程的统一性为欧洲各大学自由交往和人员流动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一个在巴黎大学获得了学位的学者就能够在牛津大学教书而不会受任何干涉，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讲课不会使学生们感到难以接受。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在一所大学讲授的学科同另一所大学的同一学科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显著区别。” 文科课程是大学正规教学的第一个台阶，结束时举行一个庆祝仪式或辩论活动，相当于学士学位。然后再在一名导师指导下学习两年，就可以成为硕士学位或教学资格的申请人了。这时，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人被正式授予“教师资格”（Licentiate）。随后还有一段学习和演讲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位申请人需要以一些教学工作或其他成就来证明自己可以被教师同业行会接纳。一旦被接纳，他就会在“学位授予典礼”的庄严仪式上被正式承认为教师。如果他继续学习神学、医学或法学的话，他首先须具有文科硕士学位，然后才有资格在其中一个高级学院学习。 人们一般认为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具有很强的神学性质。的确，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神学学习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这种情况并不典型。事实上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充满实用主义色彩。在大多数大学里，神学都是最不受欢迎的学科，它能吸引的学生人数最少，原因是人们认为神学太理论化了。在医、法、神三个高级学院里，民法通常是最受欢迎的领域，教会法紧随其后，然后是医学。中世纪大学主要培养市政和教会管理人员、律师以及医生，而不是哲学家、纯科学家或是文学学者。佩托（LouisPaetow）甚至认为，中世纪大学是古典研究的障碍。他说：这些大学实际上把文艺复兴推迟至14世纪末和15世纪才发生，古典研究“受到大学的抑制，因为大学强调的是逻辑、法律、医学和神学”。从今天的角度看，中世纪的文科课程显得非常狭窄和专业化。不仅省掉了大多数古典文化，而且还“完全不包括实验科学、现代语及历史和其他称作社会科学的内容”。哈罗德?珀金也说：“如果有人认为，文学部与专业学部相比，较少具有功利性和职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可能不再继续就学，文学部为他们在读写、辩论、思维、计算、测量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提供的有用训练，使他们适于承担教会和世俗政府中的种种职业。以辩论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个个变得能言善辩。学生们正是依靠这种本事在布道、法庭听证和政府讨论中崭露头角的。” 关于中世纪大学课程的实用性特征，鲁迪（WillisRudy）说：“不仅高等教育机构中的许多培训内容是不加掩饰的职业性的，并且有段时间中世纪大学还包括我们今天称为商业课程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称作是秘书学科的科目，这即是‘写信艺术’这一课程，有时也称作‘文书艺术’。当时人们急需接受准备信函、设计法律条文和起草公告及其他政府文件等方面的训练。这些研究便作为中世纪修辞课程的一个实用分支而发达起来了。”正是由于中世纪大学课程的实用性质，大学生似乎对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是满意的。大学课堂常常座无虚席。这是因为，大学是中世纪为数不多的能使人向上流动的机构之一，而且人们认为中世纪的实用性课程可以为成功的事业铺平道路。 四、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以讲授（lecture）、辩论（disputation）和大量的练习为主。讲授不是系统地阐述学科内容，而是教师讲解一些选定的原文和对原文进行注释和评论。其程序是先由教师向班级读古典作家的原文，接着对原文详细说明，再是评论特别有兴趣的段落，最后提问题进行讨论。讲授分为普通讲授和特别或临时性的讲授。普通讲授是学校制度中规定的正式讲授，通常在上午进行；特别或临时性的讲授是非正式性质的，一般在下午进行。所有讲授一律用拉丁文。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讲授之所以在中世纪占主导，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版社，书籍稀缺。然而也有人认为中世纪的学生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从文书房（scriptoria）租书，文书房备有大量装饰粗糙的手稿。 教授与班上学生之间旷日持久的智力上的较量有着独特的中世纪特征。由于教师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需靠学生交纳的学费来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所以有人指责这些教授不时采用一些低劣的伎俩来吸引更多的听众。作为回击，据说学生们会因教授讲课声音太小、速度太慢或太快而不满，他们的表达方式包括向教师吹口哨、发嘘声、大声叫喊、抱怨、跺脚甚至扔石头。 辩论是讲授的必要补充，其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扫清修业中遇到的困难，也给学生提供运用辩证法的实践。辩论有严格的规则，要忠实地遵循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所包含的逻辑规则。在各个学院，辩论由教师组织实施。如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辩论的题目由教师每两周提出一次，作为班上同学的训练之用。然后教师试图解答或“裁定”这些问题，具体做法是对学生的不同论据及其论证的正确性的优缺点做出结论。一年中有两次，一次是在圣诞节 ，一次是在复活节 ，教师们也要当着许多学生举行大的辩论。这些辩论的主题可以是任何想辩论的内容。巴黎大学所建立的标准化的辩论程序由大多数大学所遵循。莫里森（S．E．Morison）说：“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在读完一年级之后，就开始不停地练习这一辩论艺术，并且在其学院生活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他都得参加公开辩论，要么作为答辩人（respondent），要么作为反方辩手（opponent）。”这样，中世纪大学的氛围是不断变化的，是有生机活力的，充满着论证和辩论的态度。但是与写作艺术（arsdictaminis）一样，这种辩论是具有实用性目的的。它无疑是为了加强那些未来将在法庭、封建议会和教会会议上进行辩论的专业人士的辩论技能。 五、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 中世纪大学已有学位制度。学位原来的意思是任教执照，大学毕业经考试合格，可获“硕士”、“博士”获“教授”学位。硕士、博士和教授“意味着同一件事──教师”。获得学位意味着你已经属于教师同业行会，并且可以立刻教授你所学过的科目。这些学位起初并没有高低之别，硕士、博士和教授这三个头衔在中世纪完全是同义语。后来，硕士逐渐只用于低级学院的成员，博士、教授则用于医、法、神三个高级学院的成员了。“学士”起初并不是正式学位，只是表示学生已经取得学位候选人的资格，后来才成为一种独立的低于硕士水平的学位。

    虽然说欧美国家很多，但主要是操英语、法语、德语、斯拉夫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英语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斯拉夫语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语国家有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等，葡萄牙语国家除了葡萄牙，还有巴西。姓名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地说，使用同一种语言，使用姓名的习惯也差不多。     欧美国家姓名与中国姓名最明显的区别是：名前姓后，与中国相反。     乔治_华盛顿，乔治是名，华盛顿是姓；诺尔曼_白求恩，诺尔曼是名，白求恩是姓。这一点好办，倒个个儿就是了。不过请注意，匈牙利和中国一样，也是姓在前，名在后。有人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从中国北方过去的匈奴人，这也是一条证据。俄罗斯人平时是名前姓后，但在正式文件中，往往也是姓前名后。巴甫洛夫_伊万_彼得罗维奇，门捷列也夫_季米特里_伊万诺维奇，列在前面的巴甫洛夫是姓，门捷列也夫也是姓。     最使中国人头疼的是他们的姓名加在一起老大一串。     欧美人姓名一大串的头一个原因是联名制。即在自己姓名中加入父亲或母亲的名。查理_罗伯特_达尔文，查理是他自己的名，罗伯特是他父亲的名，达尔文是姓。他父亲叫罗伯特_韦林_达尔文，可以看得出来，查理的祖父名叫韦林。卡尔_亨利希_马克思，卡尔是本名，亨利希是父名，马克思是姓。俄罗斯人男性父称词尾多为“维奇”，女性父称词尾多为“夫娜”。俄罗斯人姓名一般由三节组成，排列顺序通常是名字、父名、姓，如伊万_伊万诺维奇_伊万诺夫，伊万为本人名字，伊万诺维奇为父名，意为伊万之子，伊万诺夫为姓。名字和父名都可缩写，只写第一个字母，但姓不可缩写。俄罗斯的姓，男性多以“斯基”、“夫”结尾，妇女的姓多以“娃”、“娅”结尾。妇女婚前用父亲的姓，婚后多用丈夫的姓，但本人名字和父名不变。如尼娜_伊万诺夫娜_伊万诺娃，尼娜为本人名，伊万诺夫娜为父名，伊万诺娃为父姓。假如她与罗果夫结婚，婚后姓改为罗果娃，其全名成为尼娜_伊万诺夫娜_罗果娃。     中国有复姓，人家外国也有，不过欧美的复姓与中国的不是同一概念，他们的复姓是，在自己姓外又加上母亲或丈夫的姓。法语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使用复姓比较普遍。18世纪法莫道不消魂国启蒙运动领袖让—雅克_卢梭，让是本人名，雅克是母亲的姓，卢梭是姓。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全名伊雷娜_约里奥—居里，约里奥是丈夫弗雷德里克_约里奥的姓，居里是娘家的姓。西班牙语国家也常用复姓，古巴的菲德尔_卡斯特罗_鲁斯，第一节是名，第二节是父姓，第三节是母姓。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全名是米格尔_德_塞万提斯_萨维德拉，“米格尔”是名，“德_塞万提斯”是父姓，“萨维德拉”是母姓。葡萄牙人常把母姓放在父姓之前。一般姓名之间用间隔号分开，复姓之间用占一格的横短线分开。     过去德国、法莫道不消魂国、西班牙，在姓名中常加入贵族标志。德意志人常用的是“冯”，马克思夫人燕妮出身威斯特华伦伯爵，父亲叫路德维希_冯_威斯特华伦，她的姓名为燕妮_冯_威斯特华伦，加“冯”表示贵族出身。法莫道不消魂国贵族的姓前多加“德”，西班牙人姓名中出现“德”的也多是贵族。当然并不是姓名中有“冯”、“德”的都是贵族，有些平民也用这些标志的，法莫道不消魂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就在自己的姓前加上“德”，以表示自己政治上站在贵族一边。同时，这些词在复姓中还起间隔作用，具有语法意义。现在贵族的标志失去了意义，但可以在表示尊重的场合使用。     女子出嫁前用父姓，婚后改用夫姓，是许多国家的习俗，有些国家则成为法律制度。美国法律规定，妇女婚后要使用丈夫的姓，即使离婚，也应予保留，非经法庭判决，不可恢复。《牛虻》的作者伏尼契，原叫艾捷尔_丽莲_蒲，与波兰革莫道不消魂命者米哈依尔伏尼契结合后，改成艾捷尔_丽莲_伏尼契，伏尼契只是丈夫的姓。19世纪法莫道不消魂国浪漫主义作家史达埃尔夫人，同瑞典驻法莫道不消魂国大使史达埃尔结婚，没几天就离了，可是从此她一直称史达埃尔夫人。英国推理小说家克里斯蒂，因为嫁给皇家飞行军团司令戴星_阿奇博尔_德克里斯蒂，从此姓了克里斯蒂。离婚后，再嫁给考古学家麦克思_爱德加_马罗万，可是还得姓克里斯蒂。     现在妇女要求平等，许多女子出嫁后不再改用夫姓了。     西方人习惯提姓，只对亲近的人提名。     欧美国家普遍信奉耶稣教，在婴儿受洗礼时由牧师取名，这叫做教名。教名常用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天使、使徒、圣人的名，像约翰、伊万、彼得、保罗、约瑟夫、雅各等都是圣徒名。英语世界里，最常用的教名是约翰，因为他是耶稣最得意的门徒。美国人的教名，是受法律承认的正式名字。有些国家，除教名外，父亲还另外给孩子起名，最近在教名外取有意义的名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教名也逐渐减弱了宗教意味。     俄半夜凉初透国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前，人们的名不能随意取，必须按照教会历书上所列的人名表命名。教会的历书上列有男人名和女人名，如8月12日上列有雅可夫、伊万、德米特里、阿历克赛等7个男人名，这天出生的男孩只能从这7个名中选择。这天只有一个女人名尤利安尼娅，这天出生的女孩只能全叫尤利安尼娅。1891年的俄半夜凉初透国历书上共有900个男名，250个女名，而芬兰19世纪末叶以来，共有男名341个，女名334个，这些人名还多数是后期增加的，越往前，人名越少。在法莫道不消魂国，拿破仑规定，法莫道不消魂国公民不得随意取名，必须用历书所用的圣徒或古代名人的名，这一规定一直影响到现在。因为如此，出现大量的重名现象。瑞典全国只有700万人，可是有300万人集中使用6个男名和60个女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欧美国家，姓比名多得多，名是有限的，姓可以无限。同时，也理解了他们习惯称姓而不称名的原因。     欧美人名最初都是有含义的，现在不大为人所知了，一是年代久远，二是来自多种语言。但追溯起来，还是颇有兴味的。英语名就有许多来自古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条顿语。亚历山大意为人类的慰藉，黛安娜意为月亮神，保罗意为小的，伊丽莎白意为献身上帝的人，海伦意为光、迷人，玛丽意为海上的星，亚当意为红土之人，戴维意为被爱的人，乔治意为农民，罗伯特意为声名赫赫，卡尔文意为秃子，奥列弗意为橄榄，苏珊意为百合花，玛格丽特意为珍珠，安娜意为优雅、亲切。     不少父子、母女同名，就用大小来区别。约翰_施特劳斯生个儿子还叫施特劳斯，人们就称父亲为大施特劳斯，儿子为小施特劳斯。大施特劳斯是“维也纳圆舞曲”的奠基人，小施特劳斯则是圆舞曲《蓝色多瑙河》、《春之声》的作者。若不分大小，常把这二人弄混。马克思的夫人叫燕妮，大女儿也叫燕妮，女儿称小燕妮，母亲称大燕妮。女儿不管长到多大，也得叫小燕妮。欧美父子、母女同名不算新鲜事，因为起名不如我们自由，碰上什么算什么，也没办法。     有些国家，人同时有两个三个名，这叫复名。《浮士德》的作者约翰_沃尔夫冈_歌德，约翰是他的名，沃尔夫冈也是名。美国记者安娜_路易丝_斯特朗，安娜是名，路易丝也是名。有的复名是为了区别同名者，在教名后又加一个名，有的是把父母或教父的名连在一起，有的是把出生日和受洗礼日的教名加在一起。     有些美国人的姓名十分怪诞，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一个学生到图书馆申请做工。馆长问他：“贵姓?”他答道：“你猜。”馆长听了怎能不生气，就说：“实在对不起，我很忙，没有工夫猜。”其实这个学生的姓就叫“你猜”。他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做工的机会。芝加哥一个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抓住一个酩酊大醉的酒鬼，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我是酒鬼”。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怒喝道：“知道你是酒鬼，问你叫什么名字?”醉汉也不示弱，嚷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嘛!我叫酒鬼！”后来一查，人家真叫酒鬼：酒鬼_卡特。密歇根州有个叫琼_布莱尔_库萨克的电脑工程师，给儿子取个怪名：“20”。取这名是因为他的一套软件刚刚从10版本升为20。他说再有一个孩子，就叫“30”。孩子的妈妈有些担心：会不会影响孩子将来交女朋友?女孩子会不会喜欢一个叫“20”的人?     欧美各国使用姓的时间都很晚，在长时间内多数人有名无姓。英国11世纪后，贵族才开始用姓，但到18世纪边远地区还没有普遍使用姓。法莫道不消魂国人13世纪开始在贵族中用姓，这时只是把父母的教名作为姓，算不上真正的姓，1804年《拿破仑法典》规定，全体公民必须代代相承使用一个不变的姓，这才普遍有姓。荷兰人是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才有了由名字转化而来的姓，瑞典的农民19世纪还不知道姓有什么用处，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犹太人因法律制约才被迫使用姓氏，所以他们对姓氏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常常更换。而西班牙人的后裔却恰恰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看重自己的姓氏，绝不肯轻易改换。至于美国黑人的姓氏，则多数是从当年奴隶主那里承继下来的。     最初的姓多数是由祖先的名转化来的，而这些人名，用现在的说法，只能算是外号，如，英语的布朗是褐色的意思，史密斯是铁匠，泰勒是裁缝，朗费罗是大个子，莱特富特是快腿。俄语的扎伊金意为口吃，戈尔巴乔夫意为罗锅，诺萨乔夫意为大鼻子。     中国古代有指物为姓的说法，在欧洲，这种做法更为常用。我们熟悉的俄语姓中，库库涅佐夫意为玉米，萨哈罗夫意为糖，巴宁意为澡堂子，契诃夫意为捷克人，奥尔洛夫意为鹰，茹科夫意为甲虫，谢列金意为星期三，巴雷科夫意为咸鱼，秋里明意为监狱。西班牙语姓多明戈意为星期日，布兰科意为白色，阿塞罗意为钢，洛沃意为狼，莱昂意为狮子，巴尔卡意为船，巴拉意为棒子，博略意为小面包。     姓名常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经济的见证。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