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
【作 者】王挺之
【作者简介】王挺之，1950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进程，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发展与变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城市中日常的宗教生活讨论不多。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生活的特点，教会自身面临社会转型时有何反应以及应怎样理解所谓“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世俗化”，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进程中某些深层的社会因素不无裨益。因此，笔者拟从教会和俗人两个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宗教生活予以考察。
　　
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会在城市中的影响非常广泛，正如劳洛·马丁内斯所指出的“城市的居民到处都面对教会的存在，事实上，城市首先就是被划为教区的，人们与教区始终都具有联系”[①a]。因此，要考察城市的宗教生活，首先应该了解意大利的教会组织。在这一时期，教会组织划分为若干主教管区，主教管区以某一城镇为中心，管辖周边地区，其辖区大小不等，数量也不固定，从15世纪到16世纪，从北意到南意的主教管区的数量大致都保持在250个以上[②a]。这与西欧各国相比是相当高的，同期法莫道不消魂国有主教管区131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合在一起仅有67个[③a]。这是由于意大利为教廷所在地，而且城市异常发达。主教管区的最高首脑大主教和主教一般是由教皇直接选择和任命的。但实际上各地区情况不同，有的候选人由地方势力推荐，教皇也不得不考虑按照地方势力的意愿任命主教。主教管区的基层组织为教区，通常由一洗礼堂和周围附属的礼拜堂组成。担任神职的教士就成为沟通上帝与广大教徒的中介人。
普通教士只是构成了教会组织的一部分，教会组织的另一部分是修道士。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修道士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修道僧，主要有本尼狄克派、卡马尔多勒派和息斯特西安派；另一类为托钵僧，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即为其中的重要派别。修道院最初只是建在人迹罕至的山上和乡间，至文艺复兴时期，多数修道士派别已在城里建立起修道院，并以这些修道院作为其活动的中心[①b]。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会组织大体都维持着上述基本格局。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普遍兴起和扩张，教会从自身组织和教俗关系，从思想到行为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教俗两界价值观念的趋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发展，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成了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周围的中小城镇及广大乡村均卷入巨大的商业贸易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是僻处山区的小镇也不例外，地处佛罗伦萨西北山区的小镇佩西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区成为一个经营粮食、丝线、酒类和橄榄油的繁荣集镇[②b]。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教会所奉行的传统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价值观念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在13世纪，法兰西斯派尚主张禁欲与安贫[③b]，到了15世纪，被奉为圣徒的该派修士圣伯尔纳迪诺已改变了态度，他对工商业大为推崇，提倡通过商业使金钱和珠宝转作生产性用途，指出“有节制地享有繁荣是好事而不是罪恶；工商业有益于公众幸福”[④b]，这样，圣伯尔纳迪诺就从理论上肯定了商品经济发展中追逐金钱利益的价值观念。圣伯尔纳迪诺还只是主张“有节制地”享有财富，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教会走得更远，手段也极其繁多。佩西亚的泰亚廷女修道院与外界的经济交往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协助完成，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对女修道院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此，该修道院在选择管理委员会成员时总是挑选那些家道殷实的人，以便获得更多的捐赠，而委员个人的德行则是次要的。如在一次选择中，从38个候选人中选出的4人并非因德行甚佳，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家庭富有[①c]。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教会是俗人表达自己宗教虔诚的方式之一，特别是一些忙于生意的工商业者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宗教活动，便以向教会捐赠钱物的方式加以补救。教会就利用俗人的宗教热忱，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很多教会组织都通过接受捐赠而变得非常富有，其中，教会办的医院接受捐赠尤多，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诺微拉医院在1427—1498年间获得了价值达5300佛罗琳的地产，卜尼发西奥医院的财产价值增加了2100佛罗琳[②c]；庇斯托亚的切波医院在1428年通过接受捐赠而成为庇斯托亚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其财政预算几乎是主教的两倍[③c]。戴维·赫尔利希明确指出，“医院财富在13—15世纪的惊人增长只是由于虔信的捐献和遗赠才使其成为可能”[④c]。教士个人为了多赚点钱而想出了各种办法，甚至不惜违背教会的法规。庇斯托亚的很多教士都身兼数职，即一人主持若干教区教堂，多得几份俸禄，这本是教会法所禁止的。如菲奥拉万蒂神父除他自己的教区外，还在城里和乡村4处教堂拿俸禄；托马索·斯特罗齐神父是卡米利亚诺教堂的住持，但他还从远在山区的圣玛利亚教区取得收益。这些教士从他们兼职的教区拿钱，但并不住在那里，使得该教区的居民多数时间都无法举行圣事[⑤c]。据庇斯托亚教会档案记载，在1428年，庇斯托亚城中29个教区仅有14名神父，多数教士都是一人主持2至3个教区[⑥c]。比萨的情况也是如此，托西亚诺·马蒂诺教区的阿尔伯托神父一人主持6个教区[⑦c]。有的教士干脆越出教会的范围到俗人社会中兼职，如到大学作管理人员或是干其它事情[⑧c]。在教会组织中，处于下层的低级教士经济状况并不丰裕，但只要在教会中职位稍高，如作到本堂神父以上，其俸禄就很可观。于是，教职便成为人们为谋利而竞相追逐的目标。例如，当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教堂一个职位空缺时，立即有5个红衣主教都向教皇推荐自己的亲信，佛罗伦萨本地也有好几个申请人，在这场争夺中，法兰西斯科·德·本尼暗中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教皇秘书、教皇驻佛罗伦萨大使、佛罗伦萨大学校长、归尔夫党首领，最后为他在波洛尼亚大学读书的儿子谋得了这个位置[①d]。人们之所以要这么急切地追逐教职，是由于谋得教职除了本人能得到优厚的俸禄外，其家族也可从中受益。列奥那多·达蒂在担任多米尼克修会的总管时，曾借给他兄弟一笔钱使其免于破产，但这笔钱从未归还。科尔西尼家族的安德列亚和内里担任菲耶索莱主教期间，他们的亲属得以掌管教产，并靠此发财谋利[②d]。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世纪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托尼在谈到中世纪社会关于经济活动的伦理观时指出，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物质上的富裕是必要的，但它只是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追求为维持生计所必需的财富是人的正当权利，但追求更多的财富则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贪婪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③d]。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各安其位、恪守本分的价值观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追求财富和物质已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做生意和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而运转”[④d]。意大利的教士和修士作为社会阶层之一，自难置身事外。
（二）信仰的普遍衰落。在教会追求尘世物质利益的同时，教士和修道士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自公元394年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信仰危机一直都伴随着教会的发展而周期性地产生。修道院制度的建立即是为了在整个教会中树立笃信的榜样，但安贫禁欲的笃信状况也只维持了一段时期，修道士在与世俗世界交往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其信仰总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如汤普逊所说，“修道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佳节又重阳败和改革的长期记录”[⑤d]，在10世纪，克吕尼派接替本尼狄克派，在12世纪，息斯脱西安派接替克吕尼派，及至13世纪，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又接替了前三个派别。每一个新的修会兴起之时，都以积极的姿态革除旧教派的积弊，坚定信仰，以图振兴教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都富有成效。特别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他们从平民中吸收新成员，在城市内或城市近郊建立自己的寺院，粗衣陋食，严守清规，结果“不仅在城市居民中获得人心，而且也受到大学生的欢迎”[⑥d]。
然而，信仰的重振和衰落似乎是教会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之下，无论是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士，还是在普通教区教士中，信仰的危机再次出现，其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教会在各方面的纪律较之于以前大大地松弛了，教士的素质下降，一些由教士主持的神圣仪式都草率从事。大主教安东尼奥巡视了菲耶索莱和庇斯托亚的教区后，发现“教堂倾圮，甚至完全荒废；圣器和祈祷书的状况堪忧；本堂神父常常是踪影不见，……在很多地区根本就没有教士服务，青年人自行结婚，老人去世和葬礼都没有教士主持。不少的教区由不合常规的僧侣主持圣事——我是指修道士，他们并没有得到授权，允许他们去破坏清规。教士有情玉枕纱厨妇和孩子的远不在少数。有一个教士完全不识一字。请注意，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富饶、城市化的托斯卡纳，但丁、佩脱拉克和薄伽丘的故乡”[①e]。波洛尼亚主教阿尔贝加蒂在巡视属下教区时，发现一些教士不能分辨七种大罪，有的甚至不能读祈祷书[②e]。其次，随着教会纪律的松弛，教士和修道士在道德上的败坏和生活上的腐化愈加公开化。这是教士和修道士信仰衰落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教会受到包括人文主义者和普通民众在内的俗人攻讦和嘲讽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城市政府为了制止这类丑闻发生，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管女修道院，尽管如此，破坏清规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佩西亚的监管委员会在圣基亚拉女修道院外抓住两个在附近转悠的修士，结果这事“导致了一场人群围观和修女鼓噪的大骚乱，委员会的委员扭住两个修士，而修女们则向委员扔石头和砖块”[③e]。破坏清规的不仅是下层教士和修士，教会的一些高层官半夜凉初透员，主教或修道院长也常常是公开地腐化堕落，1416年，庇斯托亚的修道院长会议向佛罗伦萨政府控告其主教马提奥，指控他侮辱修女，并且在城里蓄养情玉枕纱厨妇，这是“笃信的丑闻”[④e]。卡马尔多勒教派的总管安布罗吉奥·特拉维萨里在1431—1434年间巡视了该派在亚平宁中部的修道院，他在《巡视纪实》中提到，一些修道院长锦衣玉食，生活放纵，如西尔瓦修道院院长马利安诺纳俗人之妻为情玉枕纱厨妇；阿雷佐的安吉阿利修道院长的放荡生活“使得他的修道院纪律败坏，难以收拾”[⑤e]。实际上，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相当多的教士和修道士已不能坚守信仰和誓约，纷纷转而追求尘世的享乐。第三，信仰的衰落还表现在有的俗人担任教职或进入修道院作修士的动机已不完全是为了信仰，而是基于其它因素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谋取教职有利可图，很多俗人主要是为了逐利而担任教职。不少的姑娘作修女并不是因为她们的信仰比别人更坚定，而是由于她们的父母为了节省嫁妆，如在佩西亚，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嫁女至少要1500斯库多，如果把女儿送到修道院作修女，则只需向修道院交纳300—400斯库多[⑥e]。在佛罗伦萨，送一个女儿到修道院作修女只要花费100佛罗琳，而筹办一桩较为体面的婚事则需花费1000佛罗琳[①f]。因此，有相当多的家庭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将女儿送去作修女，布鲁克尔指出，这种风俗是“把修道院当作没有陪嫁的女儿的收容所。”[②f]
（三）教会面对社会转型的应变。在社会变动的冲击下，教会内部纪律涣散，生活风气腐佳节又重阳败，信仰上呈现出普遍的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组织的崩解。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延续上千年，在空间上遍及欧洲各国，精神上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宗教，其组织肌体具有相当强的再生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会组织自身的应变能力。因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会组织改变了中世纪时期那种崇尚独处沉思和宣扬安贫禁欲的宗旨，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世俗社会生活中，对各种社会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心。这种转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教会对教俗两界的宗教信仰历来拥有司佳节又重阳法权，到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法庭在信仰问题上面临一种两面作战的形势，一方面他们要对付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阶层中的异端思想，如对乔尔丹诺·布鲁诺进行审判；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文化中漫延的异端思想也不放过，如1596年，乌迪内的教会法庭审判过一个粗通文墨的磨坊主梅罗奇奥，并由于他反对教会的言帘卷西风论而判他死刑[③f]。除了信仰问题这一教会历来都拥有司佳节又重阳法权的传统领域外，教会法庭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加以干预，并与世俗法庭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对抗，如1450年代，佛罗伦萨发生的一桩婚姻纠葛案就曾在城市的公社法庭和主教法庭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公社法庭和主教法庭各自支持诉讼的一方，对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拖延经年，最后由执政团出面裁决方才了结[④f]。怎样惩治高利贷者也是教会法庭与世俗法庭经常发生磨擦的问题，因为这事“既关系到教会法规又涉及世俗社会的重要利益”[⑤f]。在佛罗伦萨，主教法庭对那些有放高利贷嫌疑的人往往不在其生前对他们起诉，而是在他们死后才提出诉讼，使其无法寻求其他保护，从而达到没收其财产的目的[⑥f]。这些事例都反映出教会已不再局限于仅仅关心精神问题，而是更为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2.教会组织在慈善事业上也更加积极。慈善事业历来是教会与世俗世界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这条纽带一方面满足了教士自身在精神上服膺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博爱传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树立了教会的济世形象。因此，教会在面临商品经济冲击的新形势下，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还更加积极地进行各种施舍。慈善事业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在教会医院收留病人。庇斯托亚的切波教会医院有70张病床，通常都收留有25个体弱的长期病人；圣格里高利医院有33张病床收留老人和精神病人；其它尚有一些小医院，平均每家医院有10张病床。粗略估计，在庇斯托亚的各教会医院共有200张病床，而这座城市总人口只有4500人[①g]。其二，施舍的方式还有给穷人分发食物。在锡耶那，每逢主要圣祭日，教会都要给穷人分发钱财，这是为了使“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锡耶那的城市和人民祥和幸福”[②g]。庇斯托亚的切波医院在圣徒节和升天节都给到医院来的穷人提供面包和酒肉，对那些羞于到医院领取施舍的穷人，则派人送食物到他们家里[③g]。其三是赠送嫁妆给那些家境贫寒而无法出嫁的姑娘。在当时的社会上，婚姻的缔结常常是基于经济上的盘算。姑娘的嫁妆是新婚夫妇婚后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因此，没有嫁妆的姑娘很难出嫁。这样，教会又有了一批施舍对象，庇斯托亚的圣亚科波修道院每年都提供200佛罗琳给穷家姑娘作嫁妆；切波教会医院每年也要提供100佛罗琳作这种用途。除此之外，教会还有诸如给囚犯送食品衣物等多种方式的施舍，通过这些慈善事业来加强教会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以挽救教会日益衰败的声誉[④g]。在日常讲道中，教会对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关注。这方面以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最为典型，他是法兰西斯派的修士，在15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整个中部意大利，他对世俗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孜孜不倦地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详细情况和它们所牵涉到的道德法则……并就契约、赔偿损失、公债和女儿应分的财产这类问题作晨间讲道”[⑤g]。
当时意大利正是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的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产生变化，从精神的变动到重新达到平衡有一个被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教会上述活动的总的宗旨是在世俗社会中宣扬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惩恶扬善的道德准则，这对动荡社会中各阶层处境不同的人们的心理亦具有一定的影响，既使社会变动中的既得利益者有所警戒，又给予广大的失落者某种心理补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意大利的教会在社会转型时期总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教会的衰落并不完全是一种单向的变化，而是呈现出多元变化的复杂因素。一方面在信仰上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从各方面介入社会，极力发挥天主教普世主义的影响，重树其拯救众生的济世形象，借以摆脱困境。这种多元变化是意大利教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为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措施，也是对变动社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

二

意大利的城市人口中，教士和修道士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城市中的居民瑞脑消金兽主要还是世俗民众，这种状况正如丹尼斯·海所说的那样，“大量的人群，即使在一个人随时都会感到周围其他人是教士的意大利，都是由俗人组成的”[①h]。如14世纪的佛罗伦萨，92000人口中只有1480个教士、修士和修女[②h]；16世纪的威尼斯，在15万人口中，有536名教士、1238名修士、2403名修女，这个数字仅占全部人口的3%[③h]。这些俗人是城市宗教生活的实际参与者，他们构成了城市宗教生活的主体。城市宗教生活繁复多样，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大致有如下三类：
（一）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这是城市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吸引了城市中大多数人的参与。大体上说，宗教集会和游佳节又重阳行的类型有三：1.每年在固定日期的年度纪念。在年度纪念中，城市的保护圣徒受到特别的重视。意大利各城市均有自己的保护圣徒，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是施洗者约翰[④h]，维琴察的保护圣徒是圣温琴佐[⑤h]，威尼斯的保护圣徒不止一个，圣马可是城市的主要保护者，此外尚有圣狄奥多西和圣乔治[⑥h]。每逢城市保护圣徒的纪念日，各城市都由市政府出面组织规模宏大的集会和游佳节又重阳行。如威尼斯的圣马可节，由督政和高级官半夜凉初透员率领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巡行全城，纪念活动从头天晚上持续到第二天[⑦h]。佛罗伦萨的施洗约翰节的纪念活动也是倾城出动，万人空巷[⑧h]。除城市保护圣徒的纪念日外，在其他的宗教节日里，城市里也要举行以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活动。2.当战争的威胁来临，特别是在城市被敌军围困时，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祈祷成为祈求圣徒保佑和鼓舞士气的手段。1529年，西班牙大军围困了佛罗伦萨，执政团命令全城人分阶层组成祈祷队伍，日复一日地在城里按一定的路线巡行祈祷[①i]。3.自然灾害发生时，各城市也求诸圣徒的保佑。1453年佛罗伦萨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期间，“所有的居民都跑去祈祷，整整四天之中，男女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络绎不绝，下层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民众在其教区神父的率领下集合游佳节又重阳行，并在晚间来到特里尼达教堂唱赞美诗，为他们的平安祈祷”[②i]。
（二）日常的布道会。城里的居民参加布道会都很踊跃，特别是那些个人道德崇高、洁身自好和辩才无碍的修士的讲道更加吸引民众。当一个修士讲道出名后，各城市的居民都希望能亲聆教诲，并把这些修士看成是活着的圣徒。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他的两个学生阿尔伯蒂·萨尔提诺和亚科波·马加尔，还有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都属这类修士。他们对广大民众主要是进行道德劝诱，在讲道中通过具体的事例抨击和诅咒放纵、堕落与犯罪，以此唤起人们的道德心，使其忏悔改过。如圣伯尔纳迪诺在阿雷佐的一次讲道中，谴责了那些在附近树林中放纵的人，结果，阿雷佐人连这片树林都全部砍掉了[③i]。一般来说，普通大众对这些深孚众望的修士讲道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听讲的人非常多，据《布雷西亚史》载，1446年一位法兰西斯派严修会的修士彼埃特罗到该城讲道，头一天就有10000人到场，其中有2000人来自其他城市，“大群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听他讲道，以至于最大的广场都嫌太小，而他自己也几乎都要冒生命危险才能移动”[④i]。有时一些参加布道会的听众在一次讲道结束后仍不满足，他们会跟随讲道者到下一个城市以便再听一次讲道。
（三）兄弟会的活动。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宗教生活中另一个富有特色的方面。兄弟会（confraternity）是城市中俗人的宗教组织，其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成份非常复杂，如佛罗伦萨的圣保罗兄弟会的成员有毛织业中的工资收入者（sottoposti）和工头、裁缝、艺术家、金匠、泥瓦匠、商人、银行家、公证人、医生、律师和大学教师[⑤i]。兄弟会的管理人实行抽签选举制，每届管理人任期4个月。每一个兄弟会都有自己的法规书，书中列有兄弟会组织的原则、活动的仪式和会员的行为准则，这些内容大多引自《圣经》和教父的论著，其总的精神是避恶趋善[⑥i]。
兄弟会的宗教活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兄弟会会员自身的活动。其中又分两种，一种称之为“赞颂”（Laudesi），会员在一起念连祷文和唱赞美诗，赞美圣徒和纪念会内死去的弟兄。另一种称之为“鞭笞”（disciplinati），会员通过自我鞭打来模仿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谦卑和他所经受的苦难，以此强调个人的皈依和苦修。进行“鞭苔”活动时，会员身着白袍，腰系麻绳，结队在城内游佳节又重阳行，一边走一边自行鞭打，同时高呼“仁慈、和平”[①j]。兄弟会宗教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进行的慈善事业，这是兄弟会会员表达其宗教虔诚的又一种方式。兄弟会施舍的对象非常广泛，据佛罗伦萨圣米凯莱兄弟会一份施舍的清单记载，接受施舍的有伤残病人、多子女的寡妇、孤儿、待嫁的穷家姑娘等[②j]。锡耶那的圣约翰兄弟会还给囚犯发送食物[③j]。
意大利城市里的宗教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晚祈祷，星期日望弥撒、婚丧嫁娶时的宗教仪式都是人们日常基本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在整个西方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世界的历史长时段中维持着相对静止的状态，从而构成了督基教社会中宗教生活的一般基础。而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布道会和宗教兄弟会的活动是意大利城市社会中民众参与范围广泛，同时也是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广大俗人在宗教活动中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虔诚。部分教士和修士在信仰上的衰落和行为上的腐佳节又重阳败对俗界无疑是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并没有导致整个社会对信仰的放弃，广大俗人在他们参与的各种宗教活动中仍然表现出宗教虔诚。兄弟会安排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旨在保持会员对上帝的敬畏和纯洁自身的灵魂。佛罗伦萨的圣保罗兄弟会法规要求会员每年领四次圣餐，每月至少忏悔一次，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会前斋戒，每天念七遍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以纪念“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受难”[④j]。兄弟会会员参加这些活动都非常认真，担任管理人的会员更是以身作则，特别是领圣餐的仪式更为严肃，凡是会员，无论其地位高低都必须参加，即使像罗伦佐·美弟奇这样的大人物也不能例外[⑤j]。兄弟会这类在户内举行的宗教活动参加的人数有限，气氛平静肃穆。而在户外举行的“鞭笞”游佳节又重阳行，圣祭日的庆典集会和各种布道会，参加的人数很多，气氛也不那么平静，有时甚至是非常狂热。1446年，法兰西斯派的修士彼埃特罗在锡耶那讲道之后，在城里举行了游佳节又重阳行仪式，城市的行政长官簇拥着彼埃特罗走在队伍前面，大批人群紧随其后，妇女们表现尤为狂热，“她们争相拥上去吻他的手和脚，并从他的僧袍上割下一些碎片来”[①k]。1399年，发生于北意伦巴底地区兄弟会的“鞭笞”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北意和中意，游佳节又重阳行者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沿途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队伍途经佛罗伦萨时，商人和工匠关掉店铺，全城大批居民，包括佛罗伦萨大主教都参加到游佳节又重阳行的行列中去。这次活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充分表现了广大民众中蕴含的宗教热情[②k]。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普通俗人的这种宗教热情甚至还会演化为狂热的过激行为。1424年，锡耶那的圣伯尔纳迪诺在罗马作过一次讲道，据当时史家记载，由于他对巫术的抨击，“女巫菲尼切拉被烧死了，因为她用巫术害死了许多儿童和迷惑了许多其他的人，整个罗马都来观看了这一场面”[③k]。15世纪末，佛罗伦萨人也曾在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讲道的影响下，在执政团广场公开焚烧各种奢侈品、书籍和绘画。这些东西有的是人们自愿交出的，有的则是从一些市民家中强行搜出的[④k]。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广大俗人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放弃，这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社会深层文化积淀的反映，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对彼岸世界的描绘随时都在暗示人们注意自己灵魂的归宿，另一方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诸般困难也往往需要上帝的眷顾。这样，日常的宗教活动成为联结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桥梁，俗人在宗教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宗教虔诚，从而求得心理的慰藉。
（二）宗教活动侧重于外在表达方式。就一般情况而言，大多数俗人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并不具备高深的神学素养。因此，他们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来实现。如前所述，兄弟会安排的领圣餐、忏悔、斋戒、“鞭笞”和“赞颂”的游佳节又重阳行，都是一些具体的活动，会员就是活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步骤完成各种仪式，完成仪式过程本身也就是其宗教信仰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浅层次的外在方式，但却是有效的方式，广大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简单方式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在这种注重外在表达方式的宗教活动中，各种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东西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城市的大环境来看，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表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教会的象征物和纪念物随处可见；街头巷尾都有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殉难像和供着烛光的圣母像；小而残破的教区教堂和宏伟高大的修道院也是比比皆是”[⑤k]。在兄弟会的活动中，各种具体形象化的象征物成为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道具，一般兄弟会的法规都要求强调其统一的象征，诸如保护圣徒、聚会场所、徽章和圣迹等。每一个兄弟会都有区别于其他兄弟会的徽章、制半夜凉初透服和帽子，如佛罗伦萨的天使报知兄弟会员穿白色长袍，腰系麻带，帽子上缀有报喜天使的徽章，该会的珍贵纪念物上都饰有佛罗伦萨城的象征——百合花。圣玛利亚兄弟会员的穿着是红色长袍上饰黄色的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兄弟会的装饰更为复杂，会员头戴荆冠，荆冠下悬十字架，荆冠上还缀有圣塞巴斯蒂安殉难的标记，一支被利箭穿透的手[①l]。每逢宗教节日，在城里举行的大规模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中，圣迹、圣像、十字架、旗帜等各种象征性的纪念物更是多不胜数。各类教堂里的装饰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圣器、圣迹、雕塑和绘画。即便是个人私下的祈祷，所面对的仍然是传统的圣像画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受难的小雕像。当时艺术工匠的大部分工作都与宗教有关，他们接受教堂委托，为教堂绘制壁画、制作雕塑和装饰教堂，也为俗人绘制圣像画，据彼得·贝克尔统计，在1480年代签有日期的绘画中，95%都是宗教题材[②l]。艺术工匠所制作出的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在宗教活动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形象化的方式为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神学提供了图解式的说明。
（三）宗教活动也是市民的交往娱乐活动。城市的宗教活动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俗人的宗教热情，为其精神上的终极归宿安排了出路；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居民的交往和娱乐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一般星期日的弥撒，居民都前往教区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之余，人们便可私下议论时政，交流从外地传来的各种消息，甚至谈几桩买卖[③l]。在重要的祭日还要进行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如在复活节前三天的星期四，一般兄弟会都要进行表现犹大背叛，最后的晚餐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为其门徒洗脚的仪式，兄弟会会员在仪式中分别扮演各种角色[④l]。实际上，这种由会员扮演角色的仪式本身就具有表演的性质，他们通过这种表现宗教虔诚的仪式亦能够领略表演的乐趣。丹尼斯·海颇有见地地指出，“兄弟会体现了人类乐于交往的倾向，在他们的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中，在他们生与死的高潮时刻都反映他们那种表现集体乐趣和集体虔诚的愿望”[⑤l]。
在全城居民参与的宗教节日里，有许多表演活动。在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中，有化妆表演，如小天使簇拥着圣像和圣物，背负十字架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等，萨沃那罗拉在他的《十字架的胜利》一书中描述过一次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的凯旋车，“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高坐其上，头上是三位一体的光环，左手持十字架，右手持新旧约；他的下面是圣母玛利亚；两侧是教会的殉道者和手执打开书本的先知；其后是得救的众生”[⑥l]。在纪念活动中还有戏剧表演，如1482年，在维泰尔博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圣体节时，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经过的街道两边搭起了很多舞台，“当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通过时，舞台上就表演简短的历史剧和寓言剧”[①m]。此外，在各城市的宗教节日里还要举行赛马、赛跑和比武等活动。
总的来说，在城市各种宗教活动中，城市居民交往和娱乐的成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耗资巨大的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教会通过宗教祭日的主题维持了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在精神领域内居主导地位的传统。另一方面，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和集会又以其表面繁复而实际简单的图解化方式适应了广大城市居民对具体形象易于接受的简单化倾向，让他们能够在设定的“宗教的”环境中宣泄其宗教热情，同时又得到了娱乐。实际上，在当时城市里，重大的宗教纪念日也就是全城居民的盛大节日，宗教纪念日同世俗节日的活动内容在很多方面都很类似，有的宗教纪念日本身就是城市重大事件的纪念日，只不过被冠以圣徒名称罢了，如威尼斯的圣朱斯丁纳节是纪念威尼斯在勒班多海战中战胜土耳其人[②m]，佛罗伦萨的使徒巴纳巴斯节则是庆祝佛罗伦萨在坎帕弟诺的大捷[③m]。在这些宗教纪念日中，娱乐活动对广大市民来说已是不可或缺，1431年，维琴察政府认为圣荆冠节中的赛马和妇女赛跑过分喧嚣，决定用向圣科罗拉修道院敬献银灯和银冠来取代赛马和妇女赛跑，但维琴察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会使节日“整天都严肃庄重”，结果，政府只好取消命令恢复了赛马和赛跑，“以使全天都欢欣快乐”[④m]。从活动参加者行为的角度看，这些宗教活动的形式是“宗教的”，但内容却是宗教体验和尘世享乐同时并存，活动参加者对宗教情感的体验并不排斥其对现实生活的享受。同时，宗教活动参加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当时处境的不同，他们参加活动时的心态和表现也有差别。这种虔城与放纵、节制与享乐多种因素同时存在于宗教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正是反映了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

三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宗教生活的状况和特点等问题作出以下结论。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者在论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特征时，一般都以“世俗化”这一概念来概括，然而对“世俗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往往又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世俗化”在宗教生活这一个层面如何体现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在一个大部分人口都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徒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社会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诸般行为都与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精神上则更没能完全超越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范畴，如果把“世俗化”仅仅理解为“非宗教化”，亦即“非宗教的”才是“世俗的”，那就不免过于简单化和程式化了。
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世俗化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世俗世界取代宗教世界，在当时，宗教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在城市宗教生活这一层面上，宗教的世俗化应该理解为一种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这种普遍化和大众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教会方面看，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教会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在一般教士和修道士信仰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的同时，教会在其精英分子的倡导下，由只重禁欲苦修和独自对神学的思考转向注重社会的实践，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宗教生活，在宗教活动中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会的普通大众，如圣伯尔纳迪诺等人讲道的内容并没有高深的神学理论和抽象的概念，他们所涉及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事物。为了增强讲道的效果和吸引更多的听众，他们讲道时也不使用拉丁语，而是采用俗语讲道。在宗教纪念日里，教士的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同俗人一样色彩绚丽，豪华的法衣和铮亮的银圣器与俗人的队伍争奇斗艳，明显地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感。教会在文化上这种由“雅”到“俗”的转化过程，也就是宗教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过程。
其次，从思想的角度看，在宗教活动中，圣像画、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受难雕像、圣迹一类的宗教象征物大量出现，宗教游佳节又重阳行队伍中的化妆表演和奇迹剧比比皆是，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借重于具体形象的表达。这种以具体现象图解宗教概念的活动一方面易于理解，能够适应城市大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减弱了宗教思想的深刻性，著名中世纪文化史家约翰·惠曾加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宗教生活时指出，“每一种思想都在一种形象中去寻求表达，但在这种形象中，思想本身变得凝固而僵硬。由于这种追求可视形式的倾向，所有神圣的概念都面临被固化为只是一种外在物的危险。因为在一种确定的象征性外形之下，思想丧失了微妙和模糊的性质，而虔诚的情感也融化于形象之中”[①n]。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思想的外在化和简单化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思想的大众化。
再次，从行为的角度看，城市各阶层大众参与的宗教活动非常频繁，如14世纪末，锡耶那一年里的宗教节日有75天[②n]，佛罗伦萨的年度宗教节日有40个。其中施洗约翰节长达10天[③n]。宗教活动的空间也不只局限于教堂和修道院内，而是遍及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兄弟会聚会的场所。频繁的宗教活动和随处可见的宗教象征物造成了浓重的宗教氛围，使置身其间的人们随时能够体验到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存在。然而，过多过滥的宗教活动也会导致参与者心理上的厌倦，从而削弱宗教的神圣感。同时，宗教活动中的娱乐等因素也同样起着这种作用，诚如惠曾加所言，“宗教对生活中所有关系的渗透意味着神圣和世俗思想领域的不断混合，神圣的东西将变得过于普遍，以至于不能深刻地体会”[①o]。因此，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广泛性上更甚于以前，广大俗人在宗教活动中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虔诚，但对他们来讲，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神圣性实际上已大为降低。这种宗教活动的广泛性和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都神圣性的削弱是宗教生活普遍化和大众化的又一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兴阶半夜凉初透级的意识形态还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欧洲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距理性主义时代尚有很长一段历史进程。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普通大众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道森所说，“在14—15世纪，当学者们继续实现学术复兴而政治家们也正在把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世界的秩序改变为一种新的国家体系的时候，平民百姓的头脑仍然沉浸在中世纪历史的宗教氛围之中”[②o]，当时人们对教会的抨击和嘲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部分教士生活腐佳节又重阳败和道德堕落的不满，而不完全是基于反宗教的立场。当然，宗教意识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并不等于一成不变，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从各方面对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地位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迫使教会对这种冲击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反应，从而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产生相当大的变化。城市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就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冲击和教会自身变化的结果。这一结果也是整个欧洲走向近代的一个阶梯。

注释：
①aL.马丁内斯：《权力与创造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L、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 in Renaissance Italy，巴尔的摩1988年版，第86页。
②a③a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D.Hay,The Church in Ita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剑桥1979年版，第10页。
①bD.海和J.劳：《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D.Hay＆J.Law,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伦敦1989年版，第130—132页。
②bJ.布朗：《在佛罗伦萨的阴影下：文艺复兴时期佩西亚的区域社会》J.Brown,In the Shadow of Florence:Provincial Society in RenaissancePescia，牛津1982年版,第123—125页。
③b参见H.巴隆《法兰西斯派的安贫和市民财富》H.Baron,FranciscanPoverty and Civic Wealth，载《史鉴》Speculum（1938），第13卷第1期，第1—37页。
④bJ.胡克：《锡耶那城市史》J.Hook,Siena:A City and its History，伦敦1979年版，第143页。
①cJ.布朗：《不轨之举》Judith C.Brown,Immodest Acts，牛津1986年版，第101页。
②c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G.Brucker,Renaissance Florence，纽约1969年版，第210页。
③c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D.Herily,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Pistoia，纽黑文1967年版，第247—248页。
④c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9页。
⑤c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3页。
⑥c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4页。
⑦c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第57页。
⑧cD.海和J.劳：《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第130页。
①d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78—179页。
②d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80页。
③d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1页，转引自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
④d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第82页。
⑤d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8页。
⑥d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258页。
①e②e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第56页。
③eJ.布朗：《不轨之举》，第37页。
④e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4页。
⑤e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98页。
⑥eJ.布朗：《不轨之举》，第34页。斯库多（Scudo）为佛罗伦萨的一种金币，1斯库多约合0.8个佛罗琳。参见C.奇波拉《16世纪佛罗伦萨的钱币》C.Cipolla,Mone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伯克利1987年版，第65页。
①fD.赫尔利希和C.克拉庇斯奇－朱珀：《托斯卡纳人及其家族》D.Herlihy＆C.Klapisch-Zu-ber,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纽黑文1985年版，第224页。
②f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93页。
③f参见C.金兹伯格《奶酪与蛆虫》C.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Worms，纽约1982年版。
④f参见G.布鲁克尔《乔万尼与卢莎娜》G.Brucker,Giovanni and Lusanna，伯克利1986年版。
⑤fD.韦利：《意大利城市共和国》D.Waley,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伦敦1988年版，第55页。
⑥f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75页。
①g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8页。
②gJ.胡克：《锡耶那城市史》，第133页。
③g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8页。
④gD.赫尔利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斯托亚》，第249页。
⑤gJ.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J.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纽约1954年版，第353页。
①h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第64页。
②hD.海和J.劳：《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第136页。
③hE.穆尔：《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市民仪式》E.Muir,Civic Ritual in Renaissance Venice，普林斯顿1981年版，第186页。
④hR.特雷克斯勒：《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众生活》R.Trexler,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ance，纽约1980年版，第247页。
⑤hJ.格鲁布：《威尼斯的长子：早期文艺复兴国家中的维琴察》J.Grubb,Firstborn of Venice:Vicenza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State，巴尔的摩1988年版，第131页。
⑥hE.穆尔：《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市民仪式》，第95页。
⑦hE.穆尔：《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市民仪式》，第84—86页。
⑧hR.特雷克斯勒：《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众生活》，第24页以下。关于佛罗伦萨的宗教节日，参见拙作《佛罗伦萨的公众庆典仪式与文艺复兴》，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①iR.特雷克斯勒：《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众生活》，第543页。
②i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203页。
③iG.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G.Vasari,The Lives of the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伦敦1927年版，第一卷，第259页。
④iJ.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2页。
⑤i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R.Weissman,Ritual Brotherhood in Renaissance Florence，纽约1982年版，第118页。
⑥iD.钱伯斯和B.普兰：《威尼斯史料集成》D.Chambers and B.Pullan,Venice:A Documentary History，牛津1992年版，第210—213页。
①j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第50—51页。
②j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文献研究》G.Brucker,The Society of Renaissance:A Doumentary Study，纽约1971年版，第231—233页。
③jJ.胡克：《锡耶那城市史》，第138—139页。
④j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第132页。
⑤j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第137—138页。
①kJ.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2页。
②k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第55页。
③kJ.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3页。
④kP.维拉里：《吉沃罗拉谟·萨沃那罗拉传》P.Villari,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伦敦1923年版，第485—487页。
⑤k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74页。
①l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第83页。
②l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第106页。
③l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39页。
④lR.韦斯曼：《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仪式兄弟会》，第99—101页。
⑤l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第66页。
⑥lP.维拉里：《吉罗拉谟·萨沃那罗拉传》，第584页。
①mJ.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06页。
②mE.穆尔：《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市民仪式》，第214页。
③mR.特雷克斯勒：《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众生活》，第222页。
④mJ.格鲁布：《威尼斯的长子：早期文艺复兴国家中的维琴察》，第134页。
①nJ.惠曾加：《中世纪的衰落》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纽约1954年版，第152页。
②nJ.胡克：《锡耶那城市史》，第135页。
③n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44页。
①oJ.惠曾加：《中世纪的衰落》，第152页。
②oC.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七人会

旧世界的幽灵

突然翻到过去的记录，才发现距离我们创造出这些人居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在原本的故事里他们并不是主角，只是隐藏在幕后之人，但不知何时起，故事的重心已经悄悄转移到了他们身上。这些家伙，是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甚至也超出了作者所能掌控的范围，我和小十用了很多个晚上来猜测他们的精神状态，构想他们的过去，还有未来，对于什么样的人会主动选择如此可怕而又没有尽头的命运，却始终没有能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我在一个片断中，把他们称作“亚尔特安瑟的鬼魂”，如今重新看到这句话，突然想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他们，未来所说的七人会，是能清晰的记起旧世界的最后一代人，在长夜降临之前，他们尚且年轻，生活在一个文明世界里，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像今日的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将会在烈火中灰飞烟灭。
谁能相信毁掉一个世界是这样轻而易举的事？多少年来，人们生活在脆弱的和平之中，即使利剑就悬在头顶，末日依然只是导演在银幕上与观众们分享的梦境。
当它真的到来时，远比银幕上更为壮丽骇人，你是否有勇气想象三十倍于太阳的强光？
是否有勇气想象仅仅目睹了那一瞬间就化成晶状液体的眼睛？
是否有勇气想象人们在火焰中悲惨而笨拙的最后时刻？
是否有勇气想象世界在你面前死去？
忽然之间，世界在他们眼前崩裂瓦解，熟悉的一切不复存在，只留下记忆，而长夜就此开始。
他们对过去的世界爱得太深，以至于无法接受它的灭亡，所以决定要把那一切带回来，不论要花上多少年；所以不惜成为亚尔特安瑟的鬼魂，只是为了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失去的世界在灰烬中重新升起。
把这些家伙的亡灵束缚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是他们的记忆，而正是他们的爱，才让他们承受了如此漫长的折磨。

“有人说，记忆没有重量。此刻记忆却沉重地压在他心上，让他疼痛得无法呼吸。作为幸存者，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始终伴随身边的回忆，要是有人能够把它们彻底抹去，即使只是暂时关闭，该有多好。但他知道自己办不到，他会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想，直到记忆彻底消逝为止。
多年前的春天，佛罗伦萨的金色斜阳，中世纪的遗迹，山谷里的雾，剑柏下的道路，葡萄园和橄榄树，乡间祖父的小屋，微笑的父母，还有索妮亚，站在林荫道尽头回望着他……
化为乌有的亲人，化为乌有的爱，不复存在的一切。”

“他记得天和海都是蓝色的时代，记得漫漫长夜里人类退入最后的庇护所，记得同盟崛起于残破的大地之上，穹顶隔开了广阔的被遗弃的世界。他们是它的创建者，也是守墓人，从那时起他们就知道，在记忆走向尽头的那一天，他们将会在废墟上熄灭所有的烛光。”

    论说对抗权力的暴力与非暴力取径，许多人往往直观地会在后者加上正当性与道德性，而对前者讨论必要性。然而，对于对抗的本质，对于行动的决定，其实二者不分轩轾，都是跟基于抗争的决定与意志实践、坚持。而这样的思维基础—特别是坚定的贯彻行动的抉择--不是冲动，不是本能，却是理性的分析与抉择。
    上世纪激动人心与激励世人的自决与独立运动，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绝对是激越而引人深思、仿效的历史篇章。而这段史诗中，有个特别让人瞩目的对象，没有他，是否能让骄傲的大不列颠联合帝国放手而给予爱尔兰自由，并进而获取独立？恐怕这样的假设是非常成问题的。而他的行动、技巧与行事，固然广为启迪全世界争取自由独立的人们，但更重要的，无疑是他的冷静理性分析后的意志贯彻。因为，这样的思维并所决断执行的行动，才是我们面对压迫下选择暴力行为的观察与学习对象。而这个人是谁？此人即是爱尔兰独立革莫道不消魂命领佳节又重阳导者。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John "Mick" Collins；爱尔兰语：Mícheál Seán ó Coileáin）。 
    迈克尔•柯林斯的行动是暴烈的，也当然是采取武装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暴力手段。时人评为：激进、暴力与血腥。然而，他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冒进与鲁莽的。也并非是爱尔兰独立运动本质性地必然选择暴力路线。事实上，逵诸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历史，爱尔兰人采取过议会路线，以加入英国下议院的议会选举路线试图争取透过议会路线达成最终独立目标的政治计画。然而，议会的路线的计画，随着英国政党轮替执政者的更替，改变前任者的理解、善意与计画而胎死腹中，而摄于议会现实与规则，更使议会派实际上无为，更宣告议会路线的此路不通。
    其后，爱尔兰革莫道不消魂命运动者也尝试另一种路径，一种以运动领佳节又重阳导者的牺牲试图唤起民众觉醒并打击不列颠政府的存在道德性的行动，即是着名的“血祭理论”。然而，起义领佳节又重阳导者的牺牲，固然慷慨无畏，民众的义愤与认识固然增高，但对于事实上的独立进程却几乎毫无进展，甚至带有一种苍白无力的无奈。 
    柯林斯总结这些他评为“鲁莽的业余行为”，认识到这些行动的无意义与不足，因此大胆与激进地采取远比之前暴烈与激进的暴力路线。其透过优越的组织与情报搜集管理能力，将爱尔兰革莫道不消魂命志士组织起来，以缜密、积极，但避开无意义牺牲的游击战术与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行动，先打击作为英军控制优势所必须的情报提供来源，让所有以往作为为英军提供资讯的爱尔兰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或特务组织无力化。进一步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与打击在英国镇瑞脑消金兽压爱尔兰的军事与准军事力量。特别是他们的主事者或指挥者。而这些激烈的活动当然引起英国占领军的激烈报复。但是，这样的过程固然血腥，却充分暴露出占领政府一直试图隐藏、淡化的暴虐、压迫与国家暴力的本质。这些行为的血腥暴力，固然有坚实与直接的对抗性与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烧灼与鞭鞑不列颠统治政府与不列颠人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列颠政府与军队在爱尔兰的存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根本不是个别暴徒所滋生的国内治安问题，而是自恃优越的外来统治政权以优势国家暴力为后盾，以暴虐施暴能力为震慑压制人心武器的权力支配体制！
    柯林斯以暴力甚至不惜以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的恐怖行动，最终瘫痪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意志。终于同意与爱尔兰和谈，签订英爱和约，并最终使爱尔兰自由独立。而这场意志与意志的较量中，仔细思考观察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基于冲动、义愤或鲁莽而采取暴力的行动取径。这样激进的路线，其实是对于事态本质的深刻甚至沈痛认识，经过极度冷静与理智思考分析后所采取的审慎作为。事实上，柯林斯所主导的行动绝大部分都是清楚谨慎而为之的，并且避免过度的损伤。他并没有因深挚的情感而忽视客观的实力差距。反倒是他利用这些经过精密计算的行动，让强大的不列颠国家暴力机器（政府、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保安团、军队与特务机构），逐渐丧失心理上的平衡，终于难以抑制地显露暴虐压迫统治的本质，屡屡以过激的行动让爱尔兰人民认清这点，并且认识到与之抗争的必要。而这些无疑才是柯林斯作为的珍贵遗产，而不是那些被众人瞩目的行动方式与技巧等技术层面的表现。
    长久以来，由于非暴力行动在媒体与宣传底下，更直白的说，一种无视事态本质，乡愿性的筛选底下，似乎认为，非暴力在方法上具有崇高、道德与理性的独占性。亦即，创造出非暴力与暴力两相对立的语言评价结构。认为这二者有上下与崇高低劣的对立关系。亦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的区别。然而，审究其实质，这二者在对抗压迫、抗拒体制性暴力方面，其实是本质上的一致，而仅仅在表现与方法上的不同。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应该是一样的。在沟通的必须前提下，我们究竟该将暴力（或非暴力）视为建构或争取对话沟通的工具？还是暴力（或非暴力）本身就是沟通？实际上，做为抗争的理由，正是对于规范欠缺与无力。而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实为逸脱出规范的的一种不受规范统制的力量。而正是欠缺规范或规范无力的情境，使得我们正视到规范本身的不合理性，而又无从以规范所属体制内的方式进行对规范的重构，所以暴力与非暴力被以足以让规范掌控者注目且不得无视的方式对其进行沟通。因此，暴力必须与规范对称思考。正是规范不符合人们对规范的内造认知，甚至已经形成无可改变与言说的压迫，从而暴力与非暴力等手段会成为沟通重构规范的必要与可能。所以，对于暴力的直接负面标签化，其实是粗暴地拒绝审视检验规范的合理性，重申压迫的独占性与优越性的遁逃行为而已！
    一部描述柯林斯生平的电影中，柯林斯有如下的对白：
 
    柯林斯：我渴望和平与安宁，不和平，毋宁死。
    友人：你是说你是为和平而杀人？
    柯林斯：这是手段，不是目的。
    友人：你对这套向来在行…… 
    柯林斯：哪一套？
    友人：流血暴有暗香盈袖动，这方面你算一代大师，你会把他们整得鸡飞狗跳……
    柯林斯：精彩的还在后面……
    友人：你是说，这只是小意思，所以还会有更暴力的方法？
    柯林斯：没错……你知道吗？我痛恨他们！不是因为种族或他们残暴，而是他们逼我们走上绝路！我痛恨那些要年轻人拿枪的人，因此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那些制造仇恨的人！我会竭尽所能来结束这种事！
 
    当沟通的能力与可能几近苍白的时候，选择让拒绝沟通者认知的任何可能方法都将会在沟通被拒斥、减缩甚至否认的情境中被尝试与采取。“无论如何，暴力就是错的！”这句话本身的问题在于：仅仅系在规范有效与被认知底下，才能成立。如果，规范的合理性早已动摇；如果规范只是单方面的压制与便宜，阻却了被了解、沟通与寻求解决的可能，则打破规范或不惜挑战规范，将是发声的选择之时，暴力与非暴力都将以击碎规范出脱的想望而出击！“权力与暴力虽是不同的现象，却常一起出现。”，因之，权力的傲慢、滥用与对无权者的蔑视，也当然必会使那常相伴随的暴力，以对立面出现而对峙。只是单方无视与拒斥的评价暴力，无助于解除权力者掌控规范的不被认知信服立场。而激进与暴力仍必须在现实与实际的情境下，被正视与面对，并且是观乎事态本质的，而不是仅从建构形象上的。柯林斯所展示的，不是无序暴力或激烈手段的脱序艺术，实则是理性思维下分析与思索后的意志实践。若不能如是观之，不过是只见秋毫不见桑柴罢了！

爱尔兰独立战争

      爱尔兰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反抗异族统治的历史。爱尔兰最早的原住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但对爱尔兰的历史人文影响最大的当属凯尔特民族。凯尔特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从中欧大批迁徙到爱尔兰，历经600年的移民以后成为爱尔兰的主导民族。虽然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同文同种，但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整个岛屿分为150个小邦，由五个地方望族控制。爱尔兰第一个统一政权由布赖恩• 勃鲁(Brian Boru)于1002年创立。此后欧陆模式的统一王权政体成为爱尔兰的大势所趋。
　　1167年，爱尔兰南部的莱恩斯特国王(King of Leinster)为了实现统一，向英国借兵，结果引狼入室。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被爱尔兰各邦尊为宗主，从此开始了英国对爱尔兰长达750年的异族统治。所谓异族统治，是因为英格兰的主导民族盎格鲁萨克森人，属于日尔曼民族，而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样，说凯尔特语族的盖尔语(Gaelic)，风俗习惯跟盎格鲁萨克森人也大相径庭。起初英国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爱尔兰各邦仍然拥有高度自治权，但这种局面在英国图铎王朝(Tudor Dynasty)被打破。1541年，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为爱尔兰国王，并发动一系列战争征服爱尔兰地方诸侯。伊丽莎白女王继续执行这个国策，在1601年金赛尔一战(Battle of Kinsale)彻底摧毁爱尔兰抵抗力量，从此将爱尔兰置于英国的直接管辖之下。此后的数百年间，英王将爱尔兰的土地不断分封给贵族、功臣，而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迁移到爱尔兰。这些人的到来，在异族统治的矛盾上又加了一层宗教纷争，因为天主教在爱尔兰根深蒂固，而后来的英国人都是新教徒，这些人主要聚居在名为“奥尔斯特”(Ulster)的北方六郡。
　　爱尔兰人在1798年和1848年两次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1798的起义虽然有法莫道不消魂国的支持，但由於组织混乱，遭到失败。英国随后于 1800年通过法案，废除爱尔兰议会，爱尔兰籍议员只得出席英国下议院，组成一个少数党派“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1846到1848年，爱尔兰土豆由於遭受虫灾连年歉收，导致著名的“土豆饥荒”，大约一百万人饿死，另有一百万人移民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爱尔兰因此丧失四分之一的人口。虽然西方史学界达成共识，英国政府对这次灾难应负管理不善的责任，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直坚信英国企图对爱尔兰人施行种族灭绝，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发动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的依据。
　　十九世纪下半叶，爱尔兰自治运动(Home Rule Movement)风起云涌，而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帕奈尔(Charles Stuart Parnell)争取到了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的支持。格拉斯通在1886年和1893年两次将爱尔兰自治案提交议会表决，均未能通过。1912年，爱尔兰议会党领袖雷德蒙(John Redmond)乘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势均力敌，都在争取爱尔兰议会党的时机，再次提出自治议案，得到广泛的支持。雷德蒙没有料到这一次阻力来自爱尔兰北方六郡。北爱尔兰的新教徒签署血书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爱尔兰自治运动，并组织民兵“奥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s)准备战斗到底。不久一战爆发，爱尔兰议会党以大英帝国利益为重，声明自治运动暂停。战争期间，爱尔兰议会党号召爱尔兰人参军为英国而战，并支持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征兵，因此逐渐丧失了爱尔兰人民的支持。
　　爱尔兰议会党的软弱态度使激进民族主义者大为不满，纷纷自立门户。1908年，记者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组建“新芬党”(Sinn Féin，盖尔语“我们自己”)，明确提出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的主张。次年，更加激进的“爱尔兰共和兄弟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由诗人皮尔斯(Patrick Pearse)筹建，皮尔斯甚至提出“血祭爱尔兰”的口号鼓动群众。1916年，皮尔斯联合爱尔兰总工会领袖康纳利(James Connolly)发动“复活节暴有暗香盈袖动”，遭到英军镇瑞脑消金兽压，大约1,000人丧生。事后投降的15名暴有暗香盈袖动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包括皮尔斯和康纳利在内，被英军枪杀。康纳利被捕时就已经身负重伤，行刑那天被绑在一把椅子上执行枪有暗香盈袖决。英军这一野蛮行径激怒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牺牲的暴有暗香盈袖动领袖们成为烈士，受到全民的景仰，自治运动从此寿终正寝，而独立成为爱尔兰人唯一的奋斗目标。
　　1917年，新芬党整合各民族主义组织，会员达到25万人，而新芬党新一代领佳节又重阳导德瓦利拉(Eamon de Valera)和科林斯这时也开始崭露头角，走上前台。这一年英国由於在欧洲战场兵力捉襟见肘，打算在爱尔兰征兵激起众怒，新芬党趁机取得了天主教会和工会的支持。在次年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新芬党大获全胜，赢得爱尔兰74%的选票。新芬党拒绝出席英国议会，于1919年1月21日在都柏林召开爱尔兰议会，选举德瓦利拉为总统。同一天，新芬党的军事组织“爱尔兰共和军”袭击一辆警车，打死两名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爱尔兰独立战争正式爆发。年仅29岁的科林斯成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统帅，领佳节又重阳导城市游击战争，最终迫使大英帝国放弃这块占据了750年的领土。

起因

       对纯爱尔兰共和派来说,爱尔兰独立战争由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宣布爱尔兰共和国宣言即告开始。 [2]共和派辩称1919-21年的冲突（实际是之后的爱尔兰内战 ）只是共和国存废之争。  更直接地说, 这场战争源于由大多数由爱尔兰选民在1918年英属爱尔兰大选选出的国会议员建立，并单方面宣布成立的独立爱尔兰国会 。  第一届爱尔兰国会及爱尔兰内阁宣布爱尔兰独立。 国会成员想到要求爱尔兰共和军, 作为' 爱尔兰共和国的军队', 发动对于爱尔兰总督之下都柏林城堡 英国政府的战争。
      1919年 1月21日 ，共和军志愿者在丹·博林（Dan Breen）的带领下，杀死两名皇家爱尔兰保安团成员。 在蒂珀雷里郡的Soloheadbeg，二人拒绝交出他们看管的葛里寄存处。
      虽然当事人是在自主行动，这被广泛认可是独立战争的开始。三天之后蒂珀雷里郡宣布军事管制。枪声打响的同一天， 国会在都柏林市政厅召议，批准1916年独立宣言 ，发布一篇新的独立宣言 ，要求英国撤军，以及呼吁“世界上的自由国家”承认爱尔兰独立。

暴力蔓延

      志愿军开始攻击英国政府财产，发动奇袭以获得武器与资金，锁定及杀害高级英国政府官半夜凉初透员。第一个受害者是地方治安官（Resident Magistrate）约翰·米林，因为以非法和训练为名 ** 志愿军人，他在梅欧郡的Westport被枪杀。他们模仿了布尔人的成功战术——便装的迅猛突袭。 虽然某些共和派领佳节又重阳导人，著名的如埃蒙·德瓦莱拉 ，偏好传统的常规战争以使新生共和国得以在世人面前以合法面貌出现，但是更有实际经验的迈克尔·柯林斯与更广大的共和军领佳节又重阳导层反对这一导致1916年的军事惨败的战术。 一开始进行暴力活动非常不为广大爱尔兰民众所欢迎，但在面对英国政府的广施暴行、破坏财物、随意 ** 和无故枪有暗香盈袖决的浩劫之后，运动争取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活动开始时进展缓慢，但到了1920年暴力蔓延成为主导。
      在1920年早些时候，都柏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任何战争物资，随后立刻得到爱尔兰交通和一般工人工会相应，虽然仍有数百麻袋已被装卸。 爱尔兰火车司机拒绝载运英国莫道不消魂军队，之后只得从英格兰调来火车司机进行作业。
     1920年3月在西利默里克郡 ,共和军第一次杀死一名充当间谍的男子。4月上旬，焚毁了400座被遗弃的保安队军营，以防其被再次使用。另有近百所所得税税务局同时被付之一炬。几天之后， 蒙特乔伊监狱的囚犯开始为政治犯问题进行绝食 ，导致都柏林的大规模声援示薄雾浓云愁永昼威，之后进行了一天的总罢半夜凉初透工。在混乱中所有人都被释放，而本来只打算释放未被宣判有罪者。 一支保安队和高地轻步兵组成的联合巡逻队向一支在米尔唐-马尔贝 （Miltown Malbay）庆祝囚犯获释的人群开火，导致3名志愿军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 郡治安官（County Coroner）指控9名士兵与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官有谋杀罪并签署 ** 令，但并未进行任何军纪处分。
     在都柏林之外， 科克郡很可能是最为激烈的战场。很多首次在科克郡使用的战术成为全爱尔兰英国部队的标准，例如破坏财物以报复共和军的攻击，谋害共和派领佳节又重阳导人。 1920年3月， 新芬党 科克市市长 托马斯·麦克田 （Tomás Mac Curtain）在家中被几名蒙面男子枪杀于妻子面前，随后有人看到他们返回当地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营房。“飞行纵队” ——100人左右组成的机动单位，能在伏击之后隐身于乡间——也首次在科克郡现身，他们远比英军士兵熟知地形。 英军中的数个团以屠有暗香盈袖杀手无寸铁的囚犯闻名，其一便是埃塞克斯团。
      亚瑟·格里菲斯估计在冲突的前18个月中，英军在38720幢民宅进行搜捕， ** 了4982名嫌疑犯，进行了1604次武装进攻，洗劫与毁坏了102座城镇，杀死了77名没有武装的共和派与其他平民。格里菲斯负责建立了“ 国会法庭 ”以与英国体制平行，但最终随着爱尔兰共和军在道德权威与领土掌控上的增强而被束之高阁。
      共和军在整个冲突过程中的主要目标是大体上由天主教爱尔兰人组成的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部队—— 皇家爱尔兰警队。共和军将其视为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耳目。保安队成员以及营房（特别是孤立无援者）容易受到攻击，它们是共和军非常需要的武器的来源。 保安队有9700人，驻扎于全爱尔兰1500座营房。 国会于1919年4月宣布对保安队队员实施排斥政策。 该政策在战争进程中被证明成功地降低了部队士气，当该部队越来越与政府的镇瑞脑消金兽压沆瀣一气，人民就与其渐行渐远。辞职率不断上升，征召新兵数大幅下降。 商家及其他业主对其拒绝服务，队员经常被迫不得不带枪前去购买食品。 某些保安队队员由于恐惧或同情与共和军合作，提供该组织有价值的情报。1919年，11名保安队队员和4名都柏林大都会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死亡，另有20名保安队队员受伤。1920年，143名保安队员死亡，197人受伤。1921年，205名保安队队员死亡，291人受伤。 在战争中总共有362名保安队队员死亡，510人受伤[3] 。

迈克尔·柯林斯与共和军

     迈克尔·柯林斯是独立运动背后主要的驱动力。名义上他是共和国政府内的财政部长与共和军的情报主任，活跃于提供各共和军单位急需的资金和武器与官半夜凉初透员选举。柯林斯与生俱来的情报和组织能力以及精神动力，都振奋着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他建立了被证明为有效的由都柏林大都会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 （DMP）的“G处”（G division）与其他英国政府重要机构内的同情者组成的间谍网。共和军很厌恶G处成员，因其经常参与查找英军和黑棕军团还不知道的志愿军人。柯林斯建立了“小队” ，该组织的唯一任务就是寻找并干掉G处成员及其他英国间谍与特工人员。该处是DMP相对较小的一个政治方面的分支机构，在破坏共和运动方面表现活跃。柯林斯从1919年开始对保安队情报官半夜凉初透员下手。共和军首肯许多G处成员选择辞职和离开爱尔兰，有些人也就照此办理。
      共和军总参谋长是理查德·穆尔卡希 （Richard Mulcahy），他负责组织与领佳节又重阳导全国的共和军单位。理论上柯林斯和穆尔卡希都对国会的国防部长卡哈尔·布鲁阿 （Cathal Brugha）负责。 但是实际上，布鲁阿只有荐议或反对某一行动的监督之责。大部分事项由当地共和军领佳节又重阳导自主（如游击活动组织者廉姆·林奇 （Liam Lynch）， 汤姆·巴里 （Tom Barry）， 肖恩·莫伊兰 （Sean Moylan）， 肖恩·麦考恩 （Sean MacEoin）和厄尼·奥马利 （Ernie O'Malley）等，他们大多自主行动）。 共和军的大部分冲突集中于蒙斯特及都柏林 ，其余各处只有分散的共和军活跃单位，比如在朗福德郡与西梅欧郡 。
      当由爱尔兰志愿军转化而来的共和军注册成员超过10万后， 迈克尔·柯林斯估算大约只有1万5千人在战争中积极参与共和军活动，和约3000名长期活跃分子。另有支援团体爱尔兰妇女团以及爱尔兰青年军 ，为共和军运送武器与情报，并保障其食宿。
      共和军得到爱尔兰民众广泛支持。他们拒绝为保安团与英军提供情报，也经常提供在“跑路”的共和军部队“安全的屋子”与物资。共和军受到的欢迎缘于英国部队对共和军活动的过度反应。1919年，在科克郡的Fermoy，英方开始实施非正式的报复政策，200名英国士兵抢劫与焚烧了该市的主要商业设施，一名英军在之后的当地共和军武装奇袭中毙命。 诸如此类的行动，在利莫瑞克 （Limerick）和巴尔布里根 （Balbriggan）多次上演，使得当地民众对共和军及国际社会对爱尔兰独立同情益深。
      4月几次共和军的奇袭后， 英国税务局 （the Inland Revenue）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停止运作。 民众被鼓励认捐柯林斯的“国债”募集资金支持新生的政府和军队。 地方行政官 阿伦·贝尔被英国政府任命追缴该款。至1920年 3月26日 ，他成功地从新芬党总部查抄超过7万1千英镑，从调查全国银行所得更丰。但是当天他从有轨电车中拖出，三枪击中头部而死。当年年底借款总额到达35万7千英镑。民众仍需向新芬党成员控制的当地评议会缴纳差饷 ，该款自然不会上交英国政府。
      埃蒙·德瓦莱拉从美国返回时在爱尔兰国会要求共和军中止奇袭与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而用常规军事手段对付英军，否则英国政府就会将其描述为恐怖主义团体。这个不现实的提议立即遭到拒绝，但多少显示出有新芬党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与战争实际脱节。

英国的反应

      英国对于在爱尔兰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以越来越强硬的武力回应。 由于不愿在该国部署更多的英国正规军，英国建立了两个准军事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组织以辅助保安团。 “ 黑棕部队 ”用于支援萎靡不振的保安团。 7000多人，大多是一战后复员的英国老兵。它首先在1920年三月部署在爱尔兰，多数人来自英格兰与苏格兰城镇。正式场合他们是保安团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是一支准军事部队。 1920年三月部署之后，该部队迅速由于酗酒和军纪不整恶名远扬，对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道德权威造成的损害胜于任何其他团体。为回应共和军的行动，1920年夏，黑棕部队在爱尔兰全境焚烧和掠夺了一大批小镇，包括巴尔布里根 ， 米斯郡的特利姆（Trim），坦普罗尔（Templemore）等等。
      1920年7月，另一支准军事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部队，由2214名前英国陆军军官组成的预备队到达爱尔兰。 预备队的声誉由于虐佳节又重阳待平民，和黑棕部队一样差，但是往往更有效率与更乐意对付共和军。报复政策牵涉到舆佳节又重阳论谴责、官方否认与长官意志，被休·塞西尔（Hugh Cecil）勋爵广为人知地讽刺道：“似乎不存在报复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它非常有效。”
     在1920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在爱尔兰恢复秩序法 ，停发所有的 ** 令，因为很大一部分 ** 令被用于皇家部队的成员。它们被“军事质询庭”所代替。这项法案被历史学家解读为戴维·劳合·乔治选择镇瑞脑消金兽压爱尔兰的叛乱而不是与共和派领佳节又重阳导层进行谈判。结果暴力活动从夏天开始稳步升级，至1920年11月大爆发，直到1921年七月止。

1920年11月至1921年7月的战事

      1920年 11月21日 ，柯林斯的小队在都柏林的不同地区干掉了18个英国特工（人称“ 开罗帮 ”）。作为报复，预备队乘卡车开到正在举行足球比赛的科罗克公园 （都柏林的GAA足球和爱尔兰曲棍球场），胡乱向人 ** 击。14名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枪杀，65人受伤。 当天晚些时候两名共和派犯人和一名无关但被一同 ** 的友人莫须有地“在越狱时被击毙”（事实上是处决）在都柏林城堡。这一天成为了众所周知的血腥星期天 。今天克罗克公园内的一座看台被命名为霍根看台，以纪念一名在攻击中被杀害的蒂珀雷里郡球员。
     1920年11月28日，仅仅血腥星期天一周之后，共和军的西科克部队，在汤姆·巴里的带领下，在科克郡的基尔米克尔伏击了一支预备队的巡逻队，18人中被打死17人。这项行动标志着冲突开始急剧升级。 蒙斯特省的科克郡 、 凯瑞郡 、 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在12月10日全部实行军事管制 。不久之后的1921年1月，“正式报复”行动被英国批准，在柯克的米德勒顿 （Midleton）7幢建筑被焚烧。 三月，爱尔兰国会对英国宣战。
      科克的市长， 特伦斯·麦克斯温利 （Terence MacSwiney）与另两名共和军囚犯11月在伦敦伯利克斯顿监狱的绝食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中死去。聆讯此次死亡事件的陪审团的裁决称，有针对大卫·劳合·乔治（英国首相）和地区巡官斯旺奇（District Inspector Swanzy）及其他人的谋杀阴谋。斯旺奇随后在安特里姆郡的利斯本被捕杀。1920年12月11日，科克市中心被英军付之一炬，并且阻止消防员前去救火，以报复共和军在该城的偷袭。
      接下来的八个月，直到1921年7月的停战协议为止，冲突中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敲响了警钟仅在1920年一月至7月，就有1000人死亡，死者包括保安队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英军士兵、共和军志愿者和平民。 [4]这代表在整场冲突的三年当中伤亡人数的七成。另外，4500名共和军人员（以及被怀疑是同情者）在此期间被拘留。 [5] .
      2月1日,第一名共和军在军事管制法下被处死。科克郡磨坊街镇 （Millstreet）的Cornelius Murphy在科克市被枪有暗香盈袖决。28日，另外6人也在科克市被处决。在战争过程中总共正式有14名共和志愿军被处决。
      1921年3月19日，汤姆·巴里的100名善战的西科克共和军对1200名英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斗行动—— 克罗斯巴里伏击战 （Crossbarry Ambush）。 巴里的战士们勉强地保持不被聚集的英军部队包围并造成对方10-30人的死亡。仅2天之后，3月21日，凯瑞郡的共和军在海德福德 （Headford）道口靠近基尔拉尼 （Killarney）处袭击一列火车，估计打死20名英军士兵，另有2名共和军和3名平民死亡。 战争中的大部分行动规模较小，但是共和军在奇袭行动中另有斩获，比如同样在1921年3月在磨坊街镇 ，以及5月和6月在梅欧郡的加罗肯尼迪 （Carowkennedy） 。然而有同样众多的奇袭失败，最糟糕的情况例如1921年2月科克郡的厄普顿 （Upton）和克隆马尔特 （Clonmult）分别有5和12名共和军被打死，另有更多人被俘获。 梅欧郡的共和军在基尔米纳 （Kilmeena）遭到了同等的厄运。 在这样的失败伏击之后对于告密者的恐惧经常导致大批或真或假的告密者被共和军枪有暗香盈袖决。
      然而共和军最大的单次行动损失发生在都柏林。1921年5月25日，数百名共和军都柏林旅成员在都柏林市中心占领与焚烧了海关大楼 （爱尔兰地方政府中心）。 此举用于象征性展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已经不堪一击。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一次惨败 ，5名共和军被打死，超过8人被俘虏。这显示共和军在装备和训练上还不能在传统意义上和英军对抗。 但是，这并没有像有时宣称的那样，削弱都柏林的共和军。都柏林旅5月在该城进行了107次袭击，7月进行了93次。数字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但是到了1921年7月，大多数共和军单位开始长期缺少武器弹瑞脑消金兽药。 而且他们的所有游击战的成效，正如理查德·穆尔卡希回忆，“不能将英军从大于一个特大型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局的地方赶走”。
     很多军事史学家仍然得出结论说共和军进行了一场十分成功和致命的游击战，迫使英国政府得出共和军不能在军事上被击垮的结论。 [6] 但是至停火协议为止，很多共和派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包括迈克尔·柯林斯，相信如果战争进行更长时间，可能像当时那样组织的共和军的战斗就会趋于停顿。因此制定了将“战争引向英国 ”的计划。而共和军也将战线扩大至格拉斯哥街头。[7]经济目标，诸如利物浦的码头，被决定炸毁。前一年的11月，19座仓库被共和军烧毁。负责此类活动的共和军单位更易逃脱，因为英格兰并未实施（英国公众舆佳节又重阳论也不会接受）军事管制。 这些行动在停火协定限定后被放弃。这些行动在停火协定限定后被放弃。

1920年7月至1922年7月在东北部的战争

      在1920年爱尔兰政府法案 （1920年7月提交，1920年12月批准通过）中，英国政府尝试在爱尔兰南北分别建立两个自治议会解决冲突。爱尔兰国会置之不理，认为爱尔兰共和国已经存在，但东北部的联合派接受了它并准备建立自己的政府。该地区以新教徒和联合派为主，因此暴力活动的模式与国内其他地区大相径庭。 在南部和西部，冲突在共和军与英军之间站看；但在东北部，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 ，则经常演变为大多数为民族主义者的天主教徒和几乎全为联合派的新教徒之间的教派主义暴力循环。

1920年夏——战争蔓延至北方

      虽然共和军的袭击在东北部少于其他地区，联合派社区视其自身为武装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所包围，后者似乎已经控制爱尔兰其余部分。因此他们将北方天主教社区作为一整体进行报复。这种行动大多数为联合派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所默许，并受到来自英军的支持。例如詹姆斯·克雷格在1920年写道：“保皇派的基层已经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现在感到形势如此绝望，除非政府先下手为强。也许让他们看到为“有组织地”报复叛乱分子可以采取何种步骤更为明智。” [8]
      第一轮佳节又重阳攻击与报复爆发于1920年夏天。1920年7月17日，英国上校杰拉德·史密斯 （Gerard Smyth）在科克城的乡村俱乐部被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以报复他所做的鼓励保安队队员报复平民的演讲。史密斯来自北部唐郡的班布里奇 （Banbridge），他的死导致在班布里奇和德罗摩尔 （Dromore）对天主教徒的报复。1920年7月21日， 保皇派行进到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 ，强迫7000名天主教徒和左翼新教徒停止工作。 教派主义暴有暗香盈袖动在贝尔法斯特与德里爆发，导致40人死亡，大量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无家可归。教派主义暴有暗香盈袖动在贝尔法斯特与德里爆发，导致40人死亡，大量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无家可归。1920年8月22日，保安队探长斯旺奇在离开安特里姆郡 利斯本时被科克郡共和军分子枪杀。斯旺奇被一个调查团指控谋杀了科克市市长托马斯·麦克田 。作为报复，当地的保皇派焚烧了利斯本的天主教居民区。尽管时候有多人被起诉纵火，但是当时并无人尝试阻止攻击行动。 迈克尔·克林斯根据肖恩·麦肯蒂 （Sean MacEntee）的建议组织了一场对贝尔法斯特商品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行动，作为对攻击天主教社区行为的回应。 爱尔兰国会 8月6日批准了一项局部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行动，在1920年底实现了更全面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

1921年春

      暴力活动在新年暂停一段之后，1921年春冲突又趋恶化。北方共和军单位收到来自都柏林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的压力，要求他们提升攻击次数以和国内其他地区保持一致。可以想见，此举让保皇派放开手脚报复天主教徒。例如在1921年4月，贝尔法斯特的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多尼戈尔广场 （Donegal Place）打死了两名预备队队员。当晚，两名天主教徒在福尔斯路 （Falls Road）被杀。1921年7月10日，共和军偷袭了贝尔法斯特拉戈兰街（ Raglan street）的英军。接下来的一周，作为报复，16名天主教徒被杀，216户天主教人家被焚烧。保皇派的屠有暗香盈袖杀主要由乌尔斯特志愿军 （UVF）施行，并涉嫌有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军队和后备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部队“ 乌尔斯特特别保安队 ”——“B特”（B-Specials）——的帮助。更糟的是，B特（成立于1920年9月）主要从乌尔斯特志愿军与橙带党中招募，按照历史学家迈克尔·霍普金斯所说“相当于一个官方承认的UVF” [9] 。 5月詹姆斯·克雷格来到都柏林会见英国的爱尔兰总督菲查伦勋爵，并被共和军秘密送到都柏林会见埃蒙·德瓦莱拉 。克雷格建议一项基于爱尔兰政府法案的折衷方案，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南部的有限独立和北部的自治。 但是会谈未有任何成果，北部的暴力仍然持续不断[10] 。

1921年7月-1922年7月，北爱在流血中诞生

      1921年7月11日停火协定后，南方的冲突大致已经结束，但是北方战斗一直持续至1922年夏。另外，尽管国会在1922年1月接受了英爱条约 ，保证了未来北爱尔兰依然存在，共和军与英国部队从1922年上半年起在新的边境线上仍有零星冲突。这部分反映了迈克尔·柯林斯对条约的观点，认为只是一种策略或者“垫脚石”，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在德里郡一群正在当地旅游的蒙拿汉 盖尔足球队的共和军分子被 ** 。作为报复， 迈克尔·柯林斯在菲尔玛纳（Fermanagh）与泰隆（Tyrone）将42名保皇派成员扣为人质。前去营救的B特在南方的克隆斯 （Clones）遭到埋伏，4人被打死。尽管2月底设立了边境调查团以居中调停，3月还是有三座英国莫道不消魂军营遭到共和军偷袭。所有这些行动都在贝尔法斯特遭到了血腥报复。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1月21日安排了一次柯林斯与詹姆斯·克雷格的会面。南方对贝尔法斯特商品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解除，但是几周之后又被再次实施。两位领佳节又重阳导人进行了几次更深入的会见，但是除了3月30日的“宣布和平”的共同宣言外，暴力活动仍然继续[11] 。
      从1922年4月至6月，柯林斯发动了一轮对北爱的秘密游击攻势。当时，共和军在英爱条约问题上已经分佳节又重阳裂，但是支持与反对条约的团体都参加了该行动。英国送去武装新的爱尔兰陆军的武器实际上送给了共和军单位，而他们的武器则被送到北方。 但是，这场由共和军在北方从5月17日至19日发起的一系列攻击而开始的攻势，最终证明是场失败。5月22日 ，联合派政治家威廉·特沃德尔 （William Twaddell）被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后，350名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被 ** ，使当地组织陷于瘫痪。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6月，英军不得不使用炮兵来把一支共和军部队从佩提戈 （Pettigo）村里驱逐出去，其中7人死亡，6人受伤，4人被捕。这是在1919-1922年间最后一次共和军和英军的大规模对抗[12] 。 对平民展开的教派冲突暴力循环一直持续到1922年6月。6月17日，为报复杀害2名天主教徒， 弗兰克·艾肯 （Frank Aiken）的共和军单位在南阿马郡的阿尔特纳怀 （Altnaveigh）打死6名新教平民。
     迈克尔·柯林斯认为英军将领亨利·休·威尔逊应对北方针对天主教徒的袭击负责，并在1922年将其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此事件无意中触发了爱尔兰内战 （温斯顿·丘吉尔在事后坚持柯林斯是在打击反条约共和军 ，后者应对此事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方内战的爆发停止了北方的暴力活动，战争使东北部的共和军士气受挫，并将组织的其余部分的注意力从分佳节又重阳裂问题转移。在1922年柯林斯死后，新的爱尔兰自由邦悄悄地中止了对北爱的进攻性政策。
     在后来的北爱地区，1920年7月至1922年7月共有557人在政治暴力活动中死亡。其中有303名天主教徒（包括共和军成员），172名新教徒，以及82名警吏团或英军成员。贝尔法斯特成为主要战场，457人在此死亡（267名天主教徒，185名新教徒[13] ）天主教民族主义分子争辩这场暴力是对天主教社区的大屠有暗香盈袖杀 ，受害者中的天主教徒（ 58%）占大多数，与北爱尔兰35%的天主教人口不成比例。

伤亡

      1920至1921年，共和军与英国部队之间的游击战死亡人数超过1400人。 其中有363名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261名英国正规军，550名共和军志愿者（包括14名被正式处决者）与大约200名平民[14] 。其他资料给出的数字更多[15] 。 另外还有557人在北爱尔兰死亡，大多数为平民，（仅在贝尔法斯特就有453人）。南方的死亡数字在伤亡中被分别统计，因为大多数人阵亡在7月11日停火协定签署，爱尔兰其他地区停止战斗之后。

宣传战

      该战的另一特色就是双方对于宣传手段的应用。英国人尝试将共和军描述为反新教的，以此来鼓励爱尔兰新教徒中的保皇派 ，以及在英国博取对于英军残酷战术的同情。比如，如果共和军打死的间谍或合作者是新教徒，那么在公报中经常会提到此人的宗教信仰，但如果他们是天主教徒 （此种情况更为常见）就相反。此举用来给予爱尔兰国内外的印象是，共和军在屠有暗香盈袖杀新教徒。当局（经常是强制地）鼓励报纸编辑也照此办理。1921年夏，一家伦敦的杂志刊登一系列以“新恐怖之下的爱尔兰——在军事管制下的生活”为标题的文章。该系列号称对爱尔兰局势持中立态度，但却以非常反感的态度将共和军与英国部队相比。事实上作者欧内斯特·道道尔 （Ernest Dowdall）是一名后备队队员，而此系列文章只是都柏林城堡宣玉枕纱厨传部（1920年成立）安插的许多文章之一，以影响英国对本国部队在爱尔兰的行动感到不安的公众舆佳节又重阳论。
     1921年2月，两名保皇派分子因为被怀疑杀害了当地共和军的科菲兄弟，被共和军在科克的埃尼斯基恩 （Enniskeane）打死。两人都曾是当地反新芬党协会 （Anti-Sinn Féin Society）的成员，至少一打的乌尔斯特志愿军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在之后的几周内被杀。
     罗马天主教教会批评双方的暴力活动，但特别是对共和军而言，以保持长期以来的谴责武力共和的传统。 罗马天主教教会批评双方的暴力活动，基尔摩尔主教（The Bishop of Kilmore）芬那根博士（Dr. Finnegan）说：“任何战争……若正义与合法则必定建立在成功的希望基础之上。你们反对强大的大英帝国，有何成功的希望？没有……一点都没有。而如果它是非法的，为其每死一人都是谋杀。” 蒂尤厄姆大主教 （Archbishop of Tuam）吉尔马丁博士（Dr Gilmartin）写的一封信称参加偷袭的共和军人，“违反了神的停火协议，犯了谋杀罪”。 但是1921年5月，教皇本笃十五世对英国政府感到失望，在一封信中鼓励“英国和爱尔兰双方冷静考虑……某种形式的协议”，而英方此前一直努力让其发表一项对叛乱的谴责。英国宣称教皇的评论“置英王陛下政府与爱尔兰杀人犯团伙于平等地位”。
      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 （Desmond FitzGerald）与厄斯金·柴德斯一直活跃于出版《 爱尔兰新闻简报 》，详述了爱尔兰和英国报纸不愿或不能揭露的政府暴行。该报被秘密印刷并分发到全爱尔兰与国际上的新闻社与美国、欧洲及同情共和的英国的政治人士。
      从1920年上半年开始，当战争使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之后，英军仍然没有撤离的迹象。 但是新芬党的宣传战的成功使得英国当局放弃使冲突升级的选项。但英国内阁从1919年起就从未邀战。1921年内阁成员温斯顿·丘吉尔反映说：“什么是另一选择？以前是对帝国的一小角落施以镇瑞脑消金兽压铁拳，你来我往，尸横遍野……只有国家要自保时，才能够饶恕这种策略，而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断言这是自保问题。” [16]

停战协定：来之不易的和平

      战争在1921年 7月11日以停火协议结束。 在某种意义上，冲突陷入僵局 。在前一年看来大有希望的对话在12月烟消云散， 劳合·乔治坚持共和军首先放下武器投降。在首相受到来自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 （Herbert Henry Asquith）、 自由党 、 工党和英国工会总会的反对压力之后，新的对话在春季展开并缔结了停火协议。 从英国政府的观点来看，共和军的游击战似乎会无限进行下去，造成英国人力财力损失不断上升。 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因英军在爱尔兰的行为正面对严厉的国内外谴责。 另一方面，共和军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特别是迈克尔·柯林斯 ，感到当时的共和军组织的行动无法无限地继续。 它正受到更大的压力，更多的英国正规军被部署到爱尔兰，而且武器弹瑞脑消金兽药短缺。
    对停火协议最初的突破应归功于三个人： 英王乔治五世 ，南非的扬·史末资将军和英国首相 大卫·劳合·乔治 。国王对黑棕军团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在政府内众所周知，并对事前准备的在新的北爱议会作的演说辞并不满意。 该议会的建立是爱尔兰分佳节又重阳裂的结果。 史沫资是国王的密友，建议他应该趁此机会呼吁在爱尔兰进行和解。 国王要求他将自己的想法草拟在纸面上。 史沫资准备了草稿并抄送国王和劳合·乔治。 劳合·乔治于是邀请史沫资参加了一次英国内阁咨询会议，讨论劳合·乔治收到的一个“有意思的”提议。两人都没有告知内阁该提议的作者是史沫资。 面对史沫资，国王和首相的认可，大臣们不情愿地接受了了国王准备的‘爱尔兰和解’演讲。
    这场演说发表之后获得大范围影响。 趁此时机，劳合·乔治于1921年7月签署了一项与埃蒙·德瓦雷拉谈判的倡议。 爱尔兰人没有意识到演讲并没有到可以代表所有英国政府观点的程度，而只是由国王、史沫资和劳合·乔治导演的一场‘和平行动’，内阁只是勉强同意。爱尔兰回应同意和谈。 德瓦雷拉和劳合·乔治最终同意了一项旨在中止战斗和为细节谈判创造基础的停火协定。 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坚持要共和军首先放下武器推迟了几个月，但是这项要求最终被放弃。 英国同意英军部队不得迈出营房。 大多数基层共和军军官将停火协议解读为仅仅是战争间歇，并继续征召和训练志愿军。 许多共和军领佳节又重阳导仍保持战斗姿态，这是爱尔兰内战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们拒绝接受迈克尔·柯林斯与亚瑟·格利菲斯与英国谈判签订的英爱条约 。

英爱条约

      最终，和平谈判成为英爱条约 （1921）谈判的先导，随后该条约被三方批准： 爱尔兰国会 1921年12月批准（给予爱尔兰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合法地位）， 南爱尔兰下议院 1922年1月批准（按照英方视点之爱尔兰合法政府的宪有暗香盈袖政合法地位），和英国国会上下两院的批准。
    该条约允许根据1920年爱尔兰政府法案建立的北爱尔兰若同意可脱离自由邦，而北爱的确在所列程序下适时达成了独立。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爱尔兰国界委员会 ，以决定自由邦和北爱之间边界的确切走向。 爱方谈判人员明白委员会会按照当地民族主义和联合派多数地区重新划分边界。 从1920年开始爱尔兰地方选举已经导致弗马纳郡 、 蒂龙郡 、 德里市与许多阿马郡和伦敦德里郡的选区 （全部在“临时”边界的西部和北部）完全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天下，可能使北爱尔兰不能独存。 但是委员会选择使边界如旧；作为交换，英国不要求自由邦偿还所欠的债务。
    条约为爱尔兰自由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体制，虽然最初的两年两个政府并存；一个“内阁”（Aireacht）向爱尔兰国会负责，由格利菲斯总统领佳节又重阳导；另有一个临时政府名义上向南爱尔兰下议院负责，由爱尔兰总督任命。（情况复杂程度由以下事例可见： 菲查伦勋爵 任命柯林斯为临时政府首脑。据英方所称，他们会见时让柯林斯“ 吻手 ”。而据爱方观点，他们会见是为了让柯林斯接受都柏林城堡的投降。
    大多数爱尔兰独立运动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愿意接受此项妥协，至少暂时如此，虽然许多军事共和派并非如此。当中的少数人参加了由辞职的总统埃蒙·德瓦莱拉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内战，拒绝接受条约并开始反叛新自由邦政府，谴责后者背叛了爱尔兰共和国的理想。
独立与爱尔兰内战
      随后的爱尔兰内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年中，造成许多独立运动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毙命，著名的有临时政府首脑迈克尔·柯林斯 、前部长Cathal Brugha、亦有反条约共和党人哈里·勃兰德 （Harry Boland ）， 罗里·欧康纳 （Rory O'Connor）， 廉姆·梅洛斯 （Liam Mellows）、 廉姆·林奇 （Liam Lynch）与其他许多人，总伤亡超过对英战争前期战事的数倍。 总统亚瑟·格里菲斯亦去世。总统亚瑟·格里菲斯亦去世。
    在格里菲斯与柯林斯死后， WT科斯格雷夫成为政府首脑。 1922年12月6日 ， 爱尔兰自由邦合法成立后， WT科斯格雷夫成为了爱尔兰自由邦行政会议主人比黄花瘦席 ，即第一届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爱尔兰政府首脑。
    内战于1923年年中以反条约派战败而告终。
    在其晚年，作为爱尔兰共和国总统，当问起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时，埃蒙·德瓦莱拉答道：“没有接受（英爱）条约”。

纪念馆

      一座被称为都柏林纪念花园的纪念馆于1966年， 复活节起义 50周年之际在都柏林建成。 停战协议签订之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 ，以纪念在战争中战斗过的所有爱尔兰男女军人。停战协议签订之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 ，以纪念在战争中战斗过的所有爱尔兰男女军人。

注释及参考资料

1# ^这场战争在爱尔兰常被称为“爱尔兰独立战争”（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而在英国被称为“英爱战争”（Anglo-Irish War），也被反条约共和派称为“棕色战争”（Tan War），当时也被称作“ 爱尔兰问题 ”（the Troubles），不要将其与其后的北爱问题相混淆，后者在英语中也称之为“the Troubles”。
2# ^按照共和新芬党的说法，“对1916年领佳节又重阳导者们的处决，迅速使公众转向支持起义领佳节又重阳导和参与者的理想和目标”即终结英国的统治与建立自由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1]
3# ^ Hopkinson,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pg 201-2
4# ^哈特（上）将此描述为在蒙斯特对新教徒进行种族灭绝 。瑞恩（同上）引用Lionel Curtis，劳合·乔治的政治顾问的话在1921年上半年写道，“南方的新教徒抱怨的并不是基于教派主义的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如果新教徒农民被谋杀，那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有保皇派的嫌疑。这种区别很细微，但很真实。”（Protestants in the south do not complain of persecution on sectarian grounds. If Protestant farmers are murdered, it is not by reason of their religion, but rather because they are under suspicion as Loyalist. The distinction is fine, but a real one.）然而在1911至1926年间，自由邦的领土上（不多的）新教徒人口迁出了34 %
5# ^ (ME Collins, Ireland 1866-1966 p 265)
6# ^按照历史学家迈克尔·霍普金斯（Michael Hopkins）的说法，这场游击战“经常是大胆有效的”（"was often couragous and effective"） (Hopkinson,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p204). 另一位历史学家大卫·菲茨帕特里克（David Fitzpatrick）写道：“游击战士们……经常数量上不及英军……因此爱尔兰志愿军存活了如此之久是引人瞩目的。（"The guerrilla fighters...were vastly outnumbered by the forces of the Crown...the success of the Irish Volunteers in surviving so long is therefore noteworthy"） (Bartlett, Military History of Ireland, p 406)
7# ^ [2]
8# ^ (Hopkinson,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p. 158)
9# ^ Hopkinson, Irish War of Indpendence, p. 158
10# ^ Hopkinson,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page 162
11# ^ Michael Hopkinson, Green Aganist Green, the Irish Civil War, page79-83
12# ^ Hopkinson, Green Against Green, page 83-87
13# ^ Richard English, Armed Struggle, a History of the IRA, page 39-40
14# ^ (Hopkinson,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p 201-202)
15# ^北爱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前身是保安队和皇家乌尔斯特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将保安队的死亡人数列为418人，英军为146人。保安队20分之一阵亡，另有12分之一的人受伤。 参考数字见此
16# ^ W. Churchill, The Aftermath (Thornton 1929) p297.

参考文献

# Tim Pat Coogan, Michael Collins
# ME Collins, Ireland 1868-1966 (Educational Company 1993)
# FSL Lyons, Ireland Since the Famine
# Dorothy MacCardle, The Irish Republic (Corgi paperback)
# Lord Longford, Peace by Ordeal
# Michael Hopkinson, The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Gill & Macmillan, 2002)
# Michael Hopkinson, Green against Green, the Irish Civil War (Gill & Macmillan, 2004)
# Peter Hart, The IRA at War 1916-19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0-19-925258-0 ) and The IRA and Its Enemies: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Cork,    1916-1923 (OUP 1998, ISBN 0-19-820806-5 )
# Meda Ryan, Tom Barry: IRA Freedom Fighter (Cork: Mercier Press, 2003). ISBN 1-85635425-3
# Richard English, Armed Struggle, a History of the IRA, (MacMillan 2003)
# Richard Comerford, Ireland Inventing the Nation (Hodder 2003).

以上所有文字转贴自网络相关资料

如果上个星期日，你在鲁迅公园里散步时，看见三个傻瓜坐在一艘摇摇晃晃的小船上，一边龟速行驶，一边大呼小叫“我坚信徐志摩写再别康桥时一定是在岸上的！”，那就是我们了[严肃]

顺便一提，我们决定我们的船叫做“胆小鬼”号。
怎么样，乔治，哈里斯？

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代表的都柏林人的立场是尴尬的。

　　艺术家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使他们无法为积极投身民族独立事业的传统爱尔兰人所接纳；而他们的爱尔兰血统，又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的上流社会。

　　乔伊斯曾以一本《都柏林人》写尽爱尔兰众生相，然而，以他为代表的爱尔兰文人们的命运与归宿，却终被殖民的荫翳割裂成碎片。

　　在时光无情的流转中，他们企图自我缝合的身影若隐若现，像一辆破旧的马车驶过19世纪末的茫茫夜色，故人渐行渐远，只在后人瞳孔中留下一个个模糊的轮廓。

　　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缔造了世界文学的爱尔兰时刻，他们以三种迥异的境遇与归宿，纵向构成了爱尔兰的文学脉络，见证了19世纪末爱尔兰从殖民走向后殖民的全部历程。

　　都柏林人——19世纪末爱尔兰的身份认同

　　撰文：孙敏

　　“我们都处在沟中，但其中一些人正仰望繁星。”——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奥斯卡·王尔德 （1854~1900）

　　失语的故乡

　　在牛津与剑桥的校园里，很容易辨认爱尔兰人：忧郁，沉默，羞涩，眼神清澈，仿佛不善于跟人交流，他们很少像英国少年那样滔滔不绝，却有一种天生的磁石般的魅力。这使我难以想象，在19世纪末，20岁的都柏林青年王尔德如何能高调穿梭于牛津交际圈中，以绝佳的智慧和天赋的口才倾倒众生。

　　有人问过温斯顿。丘吉尔一个问题，来生最愿意引谁为知交倾谈。前任英国首相说了一个爱尔兰名字 —“奥斯卡。王尔德”。时至今日，英国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王尔德的一则轶事：他过纽约海关时，曾口出狂言：“我没什么可申报的，除了我的天才。”英国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王尔德是英国作家，他的爱尔兰身份是被忽略的。当然，在王尔德的年代，他生活的国度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

　　1854年秋天，王尔德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堪称焦点的家庭。他的家有“首都沙龙”之称，来客皆是上流人士。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眼科医师，不到40岁就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其貌不扬的他还给世人留下了风流的骂名，在婚前已有三个私生子；王尔德则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诗意与才情，她素以其关于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犀利政论文著称，在宴会上口若悬河，却对如何烹饪一碟菜肴束手无策。尽管王尔德是次子，但她却给予异常的疼爱，甚至将年幼的王尔德打扮成女孩的模样。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像普通爱尔兰人那样沉默低调。从中学时代开始，王尔德拿着各种名目的一等奖学金和奖章，一路升至牛津大学。对于都柏林而言，王尔德注定是一个过客，他匆匆离开这个驿站般的出生地，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舞台。

　　他游历了很多欧洲国家，在他给亲友的书信里，他对雅典、巴黎、米兰从不吝啬溢美之词，却极少提到爱尔兰。也许，爱尔兰只是地理上的故乡，而他的精神家园只存在于艺术之中。

　　在牛津，王尔德收获更多的瞩目，这个异乡人从衣着到言行举止，给了牛津的社交圈一个又一个意外：在宿舍的墙上信手涂鸦，桌子和书架上放满古玩；外出时身着绸缎衬衫，天鹅绒上衣，齐膝短马裤，黑色 ** ，蝴蝶结领带，纽孔上必然会佩戴一枝百合花或向日葵。再加上成绩优异，精通希腊文和古典文学，谈吐幽默，写诗又是一绝，人们没有理由不被他吸引。

　　1876年7月5日，王尔德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考试第一名。一天后，他拿着刊有这一消息的《泰晤士报》回到家里，接受家人激动的拥抱和亲吻，接受纷至沓来的电报和祝贺，不无伤感地想起两个多月前刚刚辞世的父亲。两年后的7月20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王尔德再度折桂古典文学毕业考试的消息。然而这一年，代替父亲赡养全家的长子也去世了。家庭迭遭变故，但王尔德依然故我。他四处以“美学教授、艺术批评家”自居，并扬言：“我总是要出名的，没有美名也要有恶名。”1880年，王尔德动身前往世界中心伦敦，这是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都柏林青年的梦想，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豪言壮语，对未来并没有明朗的蓝图，彼时的王尔德亦然，伦敦只不过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更多为他倾倒的人群。

　　上流社会的生活经验消除了都柏林和伦敦的距离感。所有人都觉得王尔德的作派不像传统爱尔兰人，更像一个伦敦上流社会的花人比黄花瘦花公半夜凉初透子。尽管名噪一时，但王尔德的气质似乎始终与伦敦格格不入。贵妇人和小姐们茶余饭后总免不了围绕王尔德说几句，说这个外省人曾自称为了照顾一株生病的报春花而彻夜不眠，时而为之哀悼，时而垂泪不已；说这个外省人又因为手拿百合花神采奕奕地走在市中心的街头，而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轻歌剧嘲讽了一番……在红茶香气缭绕的华庭里，遥远的爱尔兰青年渐渐化身为鲜活的偶像和谈资，这个外省人就这样闯进了伦敦的中心 —不只是伦敦，还有纽约，还有巴黎。纽约的记者们对王尔德的描述中有这么一条：“他的肤色白皙，不像普通的英国人那样呈粉红色。”在北美，六十位哈佛学生穿着王尔德那套传说中的装束不怀好意地想要与他撞衫，他却西装笔挺，给了众人极大的意外；他畅饮惠特曼自酿的接骨木酒和潘趣酒，与惠特曼攀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巴黎，他又接连拜访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坛名宿龚古尔、都德和雨果，载誉归国。

　　1880年的伦敦并没有让这个充满野心的年轻人失望，然而，15年后，这个依旧充满野心却不再年轻的人却深深地挫伤了伦敦对他的期待。在伦敦的法庭上，王尔德亲自应验了自己当年的宣言 —“我总是要出名的，没有美名也要有恶名”。他被判有伤风化，入狱两年。王尔德的妻子羞愤交加，郁郁而终；两个儿子不得不从此隐姓埋名。出狱后，王尔德决意离开英国，但是他为自己设定的归宿不是都柏林，而是巴黎。不论锦衣玉食还是穷困潦倒，他自始至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他母亲为他设定的那个终将独立的爱尔兰。

　　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于1901年，王尔德已经去世。不过，即便他还活着，这个奖项也不会属于他。当时英国人需要的偶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英国文人，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到与青年人和娈童有异常亲密关系的爱尔兰人。伦理观的偏差足以抵消一个人所有的美名，尤其是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在19世纪，一个身处伦敦的都柏林青年身上。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伦敦才将竖立雕像的荣誉还给王尔德。如今，他生前就读的牛津大学抹大拉学院几乎一半的场所以王尔德命名。

　　很多人记住王尔德，是因为他的童话，尤其是那篇《快乐王子》。然而，这位唯美主义文人的传奇一生，竟被自己发表的第一篇童话，一语成谶。在童话里，快乐王子的雕像央求燕子把他那颗蓝宝石做成的眼珠送给一个年轻男子：“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嘴唇红得像石榴，他还有一双睡意朦胧的大眼睛。他正力争为剧院经理写出一个剧本，但是他已经给冻得写不下去了。壁炉里没有柴火，饥饿又弄得他头昏眼花。”燕子答应了。年轻人惊喜地发现那颗美丽的蓝宝石放在干枯的紫罗兰上面。“我开始受人欣赏了，”他叫道，“这准是某个极其钦佩我的人送来的。现在我可以完成我的剧本了。”

　　也许王尔德希望自己是那个在困境中获得希望的剧作家，但在童话中，剧作家所要求的只是完成剧本；而在现实中，王尔德却向这个世界索取更多，多到他无法负荷。其实，他的真实处境更像快乐王子的雕像，他们所坚信的“伟大的爱”，都无法为世人所理解 —尽管受尽瞩目，尽管红极一时，最后却只留下丑陋而真实的躯体，在人们的非议声中，轰然倒塌。都柏林的家，伦敦的舞台与监狱，法莫道不消魂国无名的小旅馆，不论在哪里，他一生都是童话。

　　WILLIAM BUTLER YEATS

　　叶芝 （1865~1939）

　　良心的声音

　　叶芝曾追忆王尔德说话的魔力：“我以前从未听谁与人交谈是讲完完整整的句子的，好像前一晚就用心写好，却又句句自然。”性格内向又拙于拼写的叶芝，曾像仰望繁星那样仰视王尔德，却不知自己日后终将超越他景仰的前辈。与早慧的王尔德相比，叶芝似乎沉睡了很久。他比王尔德年轻九岁，他的世界频繁地在都柏林和伦敦之间切换。叶芝出生于都柏林海滨郊区的一个新教徒画师家庭，祖先是英格兰移民。他童年随父母迁居伦敦，在那里读小学，4年后由于经济拮据又迁回都柏林，7年后再度迁回伦敦。

　　第一次去伦敦之前，一个亲戚对叶芝说：“你就要去伦敦了，在这儿你是个人物，在那儿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果然，小学时代的叶芝，成绩常是倒数第一，经常无缘无故受到英国同学的辱骂和殴打 —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爱尔兰人，说英语和信新教并不能抵消自己被视为“爱尔兰疯子”的现状。这种流落辗转和夹缝生存的经验造成的落差，恰恰促成了叶芝对爱尔兰的信仰—也许冥冥中，这才是叶芝所谓“良心的声音”。叶芝与王尔德最大的差异在于，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上，叶芝始终扎根于斯莱果郡。正如晚年他在自传中回忆，“数年后，我十岁或十二岁时，我在伦敦常含泪想念斯莱果；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是希望在那里找到我的读者群。”斯莱果熔成了梦想；而伦敦则象征着压抑，一种负面的激励。只有在爱尔兰，叶芝才能摇摇晃晃地从无法摆脱的梦魇中醒来。

　　催熟叶芝文学气质的，不是语言与信望，也不是英式教育，而是萌动的爱情—他的一位远房表姐成了他柏拉图式初恋的对象，将他“从科学的金属沉睡中唤醒”，他为此写出第一部剧本。此后，少年时代懵懂的才华和信仰逐渐显山露水 —对爱尔兰的使命感和爱情的召唤成了一曲两重奏，主导了叶芝的未来。

　　1886年，芬尼亚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首领之一约翰。奥里亚雷（JohnO‘Leary）回到爱尔兰。他曾因从事反英民族主义活动而被英国政府囚禁五年之后又流放了十五年。归来后，他发表了一篇演说《爱尔兰人应该知道的事情》，声称“爱尔兰的诸多不幸之一是，她还从未产生过一个伟大的诗人。让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储存了那么一份厚赐”。不久，他就与叶芝相遇了，在他的激励下，叶芝矢志要为爱尔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从奥里亚雷的谈话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业。”在1889年发表的《伦敦的凯尔特人》一文中，叶芝一再地重申：“爱尔兰是爱尔兰人的真正题材。”他已经将自己视为一个彻底的爱尔兰人。

　　为叶芝开启了爱尔兰之门之后，奥里亚雷向叶芝引荐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位叶芝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1889年1月30日，一辆双轮马车停在伦敦郊区的叶芝宅前。凛凛寒风中，站在叶芝面前的是一位相貌绝佳气质非凡的年轻女子 —毛德 .冈（Maud Gonne）。一瞬间，23岁的叶芝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名画、诗歌、传说中的往昔”。吸引叶芝的不仅是毛德。冈的美貌，还有她的抉择 —身为爱尔兰英军上校之女，都柏林上流社会的宠儿，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却因目睹贫穷的爱尔兰佃农被英裔地主赶出家门，而挥别优越奢华的生活，转而坚定地信仰爱尔兰民族主义。

　　两天后，叶芝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假如她说世界是平的，月亮是个抛起在空中的旧帽子，我也会骄傲地站在她一边。”尽管在见面当天，毛德。冈声称叶芝的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中的一些章节感动得她泫然欲泣，然而，叶芝外表留给她的印象却异常平庸：“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孩，眼镜片后面一双深陷的眼睛，上面一绺常常垂下的头发，常常沾染着颜料斑点—衣着寒酸……”两人身份与相互印象的巨大落差，似乎预示着两人未来的关系将止步于革莫道不消魂命友情。而爱尔兰人应当庆幸，有这样一位灵感女神引领叶芝一步步寻觅到真正的理想所在。有一次，看到她桌上放着一本雨果诗集，叶芝就说自己想当爱尔兰的维克多 .雨果，以诗歌来赞美爱尔兰古代的英雄和圣地，这一即兴告白后来竟成了现实。与叶芝对毛德 .冈逐渐陷入热烈的单恋同步发生的是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叶芝不由自主地受到爱情的驱使，一步步走出艺术家的孤独，汇入民族主义文学的思潮，一度卷入激进的政治运动，甚至担任爱尔兰参议员。

　　1896年夏，爱尔兰贵族格雷戈里夫人再度改变了叶芝的航向。作为红颜知己和工作伙伴，格雷戈里夫人显然比毛德。冈更合适。3年后，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乔治 .摩尔（GeorgeMoore）等人一同创立了“爱尔兰文学剧场”。叶芝摒弃了早期凯尔特风格的情诗，创作了大量诗剧，他清醒地意识到，通俗戏剧比诗歌更能宣传民族主义文学，确立爱尔兰的文化身份。

　　1904年圣诞节后，剧院正式更名为“艾比剧院”，这是爱尔兰第一个正式的民族剧院。都柏林人奔走相告 —都柏林有了跟伦敦一样好的剧院！

　　1917年夏，在第四次向毛德。冈求婚失败之后，叶芝又向她22岁的女儿求婚，依然以失败告终。年过半百的叶芝只好娶了一位25岁的英国女郎为妻。

　　婚后的叶芝一别动荡的情感与生活，进入了稳定而高产的创作期。6年后，叶芝击败了托马斯 .哈代，将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他所领佳节又重阳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被认为“创造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学，一种爱尔兰英语文学” —评委会主人比黄花瘦席的颁奖词再一次验证了叶芝的梦想成真，宣告了世界对于爱尔兰文化身份的认同。

　　相比王尔德凄凉的晚景，叶芝幸运得多，爱尔兰自由邦政府以之为骄傲，英国文学界也争着将其载入史册。最幸运的莫过于后继有人 —1939年3月，叶芝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北爱尔兰诞生了未来与叶芝齐名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56年后，他将再度捧起诺贝尔文学奖，告慰天堂里的叶芝。

　　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乔伊斯 （1882~1941）

　　双重的流莫道不消魂亡

　　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收到的第一封贺电不是来自熟悉的亲朋好友，而是由詹姆斯。乔伊斯发自遥远的意大利。与有着贵族倾向的新教徒王尔德和叶芝不同，乔伊斯一家都是天主教徒，生活环境和艺术趣味都相对平凡。乔伊斯出生的1882年2月2日，兼具圣洁和荒诞的意味—圣烛节和土拨鼠日。

　　乔伊斯非常满意这个日子，他坚信自己是重要的人物，他甚至把《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这两本最重要的作品的发表日期定在2月2日。

　　乔伊斯在英国皇家大学都柏林大学学院专攻哲学和语言，学会了丹麦文和挪威文。这个奇异的校名昭示了鲜明的殖民瑞脑消金兽主义色彩—1879年，英国意识到只收新教徒子女的都柏林三一学院无法满足爱尔兰众多天主教子女的教育需求，遂同意爱尔兰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将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更名为都柏林大学学院，作为英国皇家大学的一部分，淡化宗教教育。而由伊丽莎白女王设立的都柏林三一学院，就在距离大学学院半英里之外。两个学校的学生和教授就在殖民、宗教和距离的种种张力中，走向未来。乔伊斯的三个好友的归宿分别是：民族主义者克兰西在担任利默里克市长时，死于爱尔兰王室警吏团之手；聪慧过人的斯凯芬顿死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但并不是作为起义的一分子，而是在像堂。吉诃德似的劝说都柏林的贫民不要去哄抢财物时，被一个精神失常的英国莫道不消魂军官枪杀；理想主义者凯特尔作为志愿军死于1916年的法莫道不消魂国战场上，他始终坚信，只要爱尔兰人在战争中帮助英国人，英国人就会相应地报答爱尔兰，允许他们独立。而乔伊斯最终选择了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那条名为文学的交叉花园的小径，最终将他引向地理与内心的双重流莫道不消魂亡，引向痛苦而永恒的未来。

　　1902年，得益于叶芝等人发起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柏林已然成为文化中心。乔伊斯决定去碰碰运气。当他对乔治。拉塞尔大肆批评叶芝和乔治。穆尔的低级趣味之后，拉塞尔告诉叶芝：“新一代的第一个幽灵已经出现，他就是乔伊斯。我已经吃了他的苦头，我想让你也尝尝。”这次会面，如同法莫道不消魂国的巴尔扎克和雨果的会面，德国的歌德和海涅的会面，中国的李白和杜甫的会面一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人们的初衷。《乔伊斯传》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这次会面“是新教的叛逆与天主教的叛逆的碰面，是没有土地的地主与交不起佃租的佃户相会”。他们并没有一见如故—年纪不同，阅历不同，生活的圈子不同，他们之间充满了代沟。乔伊斯的言谈一如往常的自负和尖刻，时常惹得叶芝恼火。临走前，乔伊斯说：“我今年20岁，你多大了？”叶芝如实告诉了他，乔伊斯叹了口气：“我没想错。我和你见面的时间太晚了，你的年龄太大了。”这席话意味着，狂妄的乔伊斯并没有将叶芝视为前辈，而对于同辈而言，15岁的确是个坎。

　　叶芝却对乔伊斯颇为宽容，丝毫不计较他一年前曾自费发表《喧嚣的时代》批评爱尔兰文艺剧院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承认他有“难得的才气”，邀请他为剧院写一部戏。在记录这次会面的文章中，叶芝说：“年轻的一代在敲响他们的门的同时，也正在敲响我们的门。”所以，十几年后，当美国诗人庞德带着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求见叶芝，叶芝毫不犹豫地答应争取将它搬上艾比剧院的舞台。

　　然而，叶芝的认可并不能阻挡乔伊斯思想的流莫道不消魂亡。面对多重矛盾，乔伊斯最擅长的解决方式是决裂—与天主教决裂，与爱尔兰决裂。早在22岁的时候，他就带着女友开始义无反顾的逃亡生涯。成名后，他发表和出版作品依旧磨难重重。1912年9月11日，乔伊斯与出版社谈判破裂，《尤利西斯》初稿活字版被拆光；当夜，他携全家离开都柏林。直到1941年卒于苏黎世，他再未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哪怕爱尔兰已于1921年独立。

　　乔伊斯始终有一种预感，不论是在都柏林，还是在其他城市，他都与当下的爱尔兰生活脱节了。有人问他是否愿意为爱尔兰而死，他的回答是：“让爱尔兰为我而死吧。”既然与现在彻底决裂，那就只能生活在只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里。与王尔德、叶芝相比，乔伊斯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地理上，都走得更远；然而，他的创作理念却与他的人生背道而驰—他笔尖移动的范围狭之又狭，自始至终都只在都柏林。继《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出版后获得的褒贬不一，1922年2月2日，《尤利西斯》的出版再度如同陨星降落地球。在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好评如潮，远在美国的海明威豪放地赞美说：“乔伊斯出了一本精彩得要命的书。”而在本土，乔伊斯却以“诲淫”闻名。人们愤怒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小说中泛滥成灾的粗话和明目张胆的偷玉枕纱厨情上，却无视其空前绝后的心理探索。曾赞赏叶芝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的T.S.艾略特，对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态度也前后矛盾，游移不定，他一方面承认乔伊斯的作品对自己创作《荒原》的启发，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读这本书更好些”。一次聊天时，弗吉尼亚。伍尔芙嘲笑这本书“缺乏教养”，毫不客气地送出几句刻薄的比喻：“一个工人自学写成的书”，艾略特则含糊不清地辩解说，乔伊斯已经给19世纪送了终，显示了一切文体的徒劳无功，并且毁掉了他本人的前途。

　　在欧战期间曾帮助乔伊斯的埃德蒙。戈斯悔不当初，给撰文赞扬乔伊斯的法莫道不消魂国人路易。吉莱写信，《尤利西斯》“乱七八糟”，“不堪入目”，而乔伊斯本人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骗子，恨英国”。都柏林三一学院古典文学方面的权威之一J.P.马哈菲甚至以乔伊斯攻击都柏林大学—“詹姆斯。乔伊斯是能证明我的主张的一个活证据，即为这个岛上土生土长的居民—那些往菲利河中吐痰的浪荡哥儿—建一所独立的大学是错误的。”对此，乔伊斯一脸茫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的财产是超过一千镑的。”乔伊斯不可能理解，他所挑战不仅仅是如实记录都柏林中下层生活的可能性，而是英国对爱尔兰身份所能承受的极限；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太过认真努力，导致自己的作品真实到连爱尔兰人都无法认同。

　　所幸，后世最终透过那些低俗的文字，读懂了乔伊斯的苦心孤诣，将《尤利西斯》奉为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爱尔兰甚至把《尤利西斯》中描写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一天全部活动的6月16日定为“布卢姆日”，其重要性仅次于国庆日。如今，人们可以沿着都柏林街道地面上的路牌沿途追踪布卢姆当日的足迹。那些在乔伊斯黑暗阴郁的梦境中清晰如斯的街道，成为都柏林的名胜。然而，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当年的乔伊斯在遥远的异乡，如何用百口莫辩和辗转难眠来为人们编织无数种零落成泥的过去，填充一个再真实不过的未来。

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北美印第安人，从野牛到电影

　　师家亮 科学探索杂志

　　野牛，印第安人的一切

　　美洲大平原由落基山脉延伸至密西西比河岸，其无边无际的草原和砾石泥灰岩层在冬季受到极地暴风雪的迎面吹袭。这里是野牛的国度，其数量成千上万，牛群随着季节交替更迭而发生变化。几支印第安民族定居在落基山支脉或河畔，最初只有他们在这片不毛之地追猎珍贵猎物。他们身披狼袄，包围牛群并将他们赶到一处峭壁、一条高得令人晕眩的死路，受惊的牛群只能往下跳。

　　野牛全身都有用处。除了肉以外，皮可以做成印第安帐篷和衣服，骨头则用来制做工具。一开始吸引数以千计印第安人来到美洲平原的，就是这种上天所赐的动物。后来却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印第安人的迁移行动。

　　15世纪时，美洲大陆东部受干旱侵袭。许多部落都躲到密苏里州去，其中包括种植玉米的曼丹族。从上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在大西洋岸定居引起天花、麻疹和霍乱等流行病，造成印第安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量死亡并且促使他们逃向西部。

　　17世纪末，新殖民入侵使得各部落为了控制与欧洲人贸易的毛皮市场而相互对立。拥有毛皮等于有了绝对的优势。欧其瓦族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提供武器之下，对上游湖岸的苏族人进行一场残忍的游击战，以后轮到他们被迫越过密苏里州。因此平原上的人口越来越多。

　　18世纪时，分属20多个部落20万名印第安人分布在这片广大的平原：北面的黑脚族、克里族、大肚族、乌鸦族及阿锡尼波尼族；南面的夏延族、阿拉帕荷族、休熊族、科曼许族及奇欧瓦族；最后是东面的拉科他苏族、达科他族及拿科他族。

　　这些民族对于发展平原文化贡献良多。这是一个猎人和战士的社会，始终以野牛为中心，最初是以交换和互惠为基础的半游牧民族。他们彼此紧紧互相依存，也和自然环境和平共处。17世纪时，公元前8500年左右在美洲大陆销声匿迹的马匹重新出现，扰乱了他们的生活。

　　战士的重要性是以服装穿着的华丽与否来衡量。半野生的马群是从南方西班牙殖民地逃跑或被偷的座骑的野生后代，然后向北方扩展。他们代表一个极大赌注，因为当时印第安人只知道步行或奔跑，而狗被当成牲口。这种圣犬为他们带来新的机动性，以及狩猎生产力增加所保障的更高生活水准。他们舍弃定居生活、玉米种植，而且不顾一切到美洲尝试冒险。科曼许族成为牧民，夏延族和苏族则变成猎野牛者和养马人。

　　当时骑马的人与种植玉米、四季豆和南瓜的半定居部落共处，就像波尼族一样。大自然和四个季节支配他们的生存方式。冬季及春季，他们以小型家庭团体生活。他们的田地不超过2公顷。以一块野牛肩胛骨充当锄头来锄草，土壤以牛粪和骨灰来施肥。夏季是以物易物及狩猎的季节，此时各氏族聚集起来举行仪式。这也是出征作战的时刻。随着秋季、寒冷及下雪，猎物变少了，村落依靠库存食物为生，只要收获能够抵抗干旱、螽斯或敌人袭击。好天气时采收的野生李子、葡萄和醋栗，装饰以野牛为主的干肉饼并搭配玉米糊。收成不好时，印第安人面临饥荒。他们有蕃薯、草及根菜就满足了，并且用这些东西来煮汤。在保养身体方面，他们求助于一种多样化的药典，它由上百种植物组成，富含抗坏血酸及其他在今日已成为药方的物质。

　　但这种定居生活方式和游牧民族接触后有了演变。马匹成为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马具受到注意。妇女们以西班牙木制马鞍为灵感，在上面镶以珠子。马头及颈饰点缀以彩色图案。白人贸易加强了这种矫揉造作的倾向。猎人及法莫道不消魂国皮货商占据了密西西比河谷。他们以珠子、刀、枪、布、糖或咖啡来换取皮革，很快就让人对这些东西难以割舍。长久以来习惯于某种匮乏的印第安人从此感受到精细讲究。

　　8世纪末，衣服、羽毛头饰、武器和饰物说明了一种标新立异、醉心于色彩的文化，此时它经历了最后辉煌时期。汇集在美洲平原的人口及物质财富可以由稳定关系表现出来。结盟、冲突、暴力征服产生了一种作战文化，后来在面对美国侵略时受到巩固。它使英勇和战斗勇气更有价值。战利品，头皮和羽毛是一次行动的具体象征，亦即处于险境之中的英勇行为，表达出鼓励成年人侵略的愿望。它们不仅对于战士的荣耀和名誉有所贡献，更广及家庭和氏族。

　　1851年，美国人强制规定游牧民族疆界

　　当拓荒者于19世纪初进入美洲平原时，一种同质文化分布于加拿人草原和西班牙属地偏僻边境之间。白人涌向西部，加强人口移动。自1830年起，军队将出身于东部地区的印第安人逐出美洲平原，如阿帕拉契山脉的撤洛基族。新的抵达者必须适应并且为他们的社区重新创造生活条件，他们居住地基本上是在今日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及德克萨斯州所涵盖地区。他们和想要保护领土的首批占居者互相冲突。但是问题产生于1851年，当时美国政府首次以拉勒米堡条约强制规定美洲平原部落的疆界。往后30年间，美国不断缩减保留区的面积，有时甚至限定几个敌对部落共享一块领地。

　　对印第安人来说，失去移动自由是难以想像的。于是，他们起义并试图让铁路、移殖民及淘金地远离其狩猎地。1876年6月第七兵团在小大角（Little Big Horn）的挫败无疑使这种抵抗达到了顶点。在捍卫夏季营地之同时，苏族及其盟族杀死卡斯特将军和他的200名部下。然而这场胜利却是印第安美洲的末日。军队镇瑞脑消金兽压顽强的敌人。他们重返保留区。没有移动自由，而且没有野牛，他们已被职业猎人赶尽杀绝，因此日子愈来愈难过。

　　印第安人民陷于一种深度恐慌，于是在数年后诞生了神灵之舞的运动。他们认为如果印第安人努力不懈的话，这种舞可以使生命轮回并让白人失踪。此种信仰所激起的恐慌造成军队的干预。

　　1890年12月，达科他印第安人首领坐牛（Sitting Bull）被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接着突如其来的翁迪德尼大屠有暗香盈袖杀更是以血泪成河收场。西征的梦想实现了，印第安悲剧却持续上演。

　　他们的领土与不可见的世界互相重叠

　　美洲大平原从密西西比河谷到洛矶山岭，构成北美最令人惊叹的景观之一。地形单调、难以忍受的亮度、强风以及干旱让首批探勘者怯步。夏季时，它们呈现浅黄褐色，唯有印第安人或雷击所引起的火焰能划破这种单调。风有助于蒸发，让夏季更热、冬天更冷，还有任何屏障都抵挡不住的极地暴风雪。唯有几处断层不受风侵击，它们往往是沼泽断层或有河流经过，蔓生的植物引来海狸、水獭、棕熊、羚羊、鹿…暴风雪期间，它们也成为野牛的避难所，野牛乃美洲大平原的代表性动物。

　　这种大自然的力量、丰富多样的动物在美洲平原印第安人的灵性和宇宙起源论方面占有优越地位。“我从小就没有母亲，但我始终有一位母亲。你们每天都走在上面”，拉科他族精神领袖亚契写道。“人和物都具有灵魂、能力，并拥有神圣面。这对于植物、石头、云或对于动物来说是有价值的。所有生命形式都被感觉像是彼此相通，拉科他苏族的基本仪式表现强调出：我们都是父母”。这种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构成神圣之环，各种生命形式皆透过此一循环周期来演进，是同这些拉科他族以“Wakan Tanka”之名所崇拜伟大神灵的杰作，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神圣伟大”。

　　圆圈的象征主义渗透苏族社会

　　萨满肯定大自然中一切都是圆的。太阳、月亮、岩石，甚至动物和人类也是圆的。就这样，营帐和印第安帐篷的圆形看起来有如宇宙的缩影，一个大圆圈内部的一些圆圈。居住圆圈里代表生活在宇宙中心，这里的一切生物依然与神的力量有所互动。虽然很难确定这些宗教概念的年代久远，但某些遗址的居住说明了前哥伦布时代以来的环境象征适应，它们都布满图画文字或是在神话中被提到。此外，当新来的印第安人于17及18世纪入侵平原时，他们一面适应这些充满神圣事物的地方，一面附加其他“定居”遗址。因此，对印第安人来说，圣洁随处可见，与白人恰好相反。它们是一种与神灵及祖先对话的邀请。它们认定领土，让人想到与宇宙的记忆关联并且让空间具有意义。

　　这些足迹最后构成一个无可取代的遗产，因为它组成世界观并决定部落的集体认同。永久交易存在于可见世界及不可见的“另一个世界”之间，即超自然力量、死者灵魂及神灵的宇宙，它们监督人类的行为举止。这个世界管理并推动可感觉到的事实。它影响行为及社会关系。它强制规定一些禁忌和仪式，用来避免“另一个世界”及其神灵的不祥反应。所以说，印第安人并不保护大自然，他们保护自己不受自然侵害并敬畏大自然。

　　他们终于开始叙述自己的历史

　　印第安人时为牺牲者，时为刽子手，并没有特定的形象，这是白人的幻想及陈腔滥调所造成的结果。20世纪初由美国政府所发起的大规模文化适应之举眼看就要成功，但这种垂死认同如今卷土重来。70年代的政治行动之后，一场文化征服便接踵而来。语言、习俗及向来秘密的传统仪式都有了新的改进。大学及专科学校在文化发展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此种文化涵盖当代的各个创作领域。TC Cannon（奇欧瓦族）或Kevin Red Star（乌鸦族）等多位画家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有展出。他们的大胆为有创意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路。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者不会错过这些创作，而且当代印第安艺术市场越来越蓬勃。

　　音乐仍然是最容易接近及最丰富的领域，就像世界各地一样。传统歌曲及音乐经历一次惊人发展。唱片公司专业化，团体也扩展起来。印第安艺术家投入各式各样的音乐类型，如同摇滚、爵士、饶舌、乡村音乐或电子音乐。有些人甚至名扬国际。在欧洲可以买到Buffy Sainte Marie（克里族）、John Trudell（达科他族）、Buddy Red Bow（拉科他族）或苏族一支出色蓝调团体Indigenous的唱片。

　　在文学方面也很兴盛，虽然这是最近的现象（30年左右），但如今有许多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他们自然也纳入美国文学。他们的画在保留区内被阅读并在印第安学校里被当作教材。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James Welch（黑脚族）、Louise Erdrich（欧其瓦族）或N.Scott Momaday（奇欧瓦族）一直是长期以来被印地安文化的先驱。

　　电影对于印第安无疑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即使影片资金依然成问题。直到1998年才有第一部由印第安人编、导、演的影片《Phoinix Arizona》上映。影片受欢迎让克里斯·艾甭（夏延族）得以执导第二部片。而电影编剧夏曼·艾莱西从事他第一本小说的改编。就像画家或音乐家“同胞”一样，他们汲取经验及遗产来为世界各地奉献出一些原始及受启发的作品。

时代周报10月30日报道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莫道不消魂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瑞脑消金兽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人比黄花瘦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 ** ，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莫道不消魂家安人比黄花瘦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瑞脑消金兽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瑞脑消金兽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半夜凉初透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1975年12月，《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彻底扭转了西方人对东德的认知。为惩罚那些试图逃跑者，东德政府强行剥夺了为父母者的抚养权，将孩子交由党的忠实拥趸收养。在养父母处，他们将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负责协调这一计划的，是东德教育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之妻玛格特·昂纳克，一个每月飞往巴黎做头发、享受着特权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度为东德带来高速增长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曾经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已经明显到了极致：当梅森州的一家瓷器厂厂长向昂纳克汇报说，该厂出产的瓷器有5%不合格时，昂纳克开玩笑地回答：“这些是不是够整个国家使用了？”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已紧缺到了计件供应的地步。为买到童衣，母亲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商店，以证明孩子的真实存在。

此时的东德，就像他亦步亦趋、时刻效仿的苏联老大哥一样，早已债台高筑，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事情是如此的机密，以致大多数东德领佳节又重阳导人被蒙在鼓里，成了自己制造的谎言的牺牲品。

意识形态的活力也消失了。然而，当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民瑞脑消金兽主化改革时，昂纳克却停止了学习。1989年8月14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但人们早已看清了昂纳克的幻觉。1989年整个夏季，民众都在进行和平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在莱比锡，人们定期于周一晚上在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然后步行去卡尔.马克思广场集会，表达对自由旅行的迫切希望。作家英戈·舒尔茨那时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莱比锡以南45公里的阿尔腾堡州立剧院工作。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也充满了希望。和平游佳节又重阳行一周周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7万人，到14万、30万，再到50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而在匈牙利，由于匈奥边界的开放，大批东德人经由匈牙利、或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逃到西方，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当年10月底，这一逃亡人数便达到了5万。

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纪念日成为最后的转折点。这天，东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应邀参加庆典的苏联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水深火热中的昂纳克以任何希望。相反，有走泄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苏联驻军不能用于东德境内的镇瑞脑消金兽压”，而且还直接鼓励埃贡·克伦茨和君特·沙伯夫斯基行动起来，罢免昂纳克。

最后这一时刻的到来显然比人们想象的快。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称每个东德公民从即刻起都有权拥有护照。尽管这仅仅是一份关于护照的规定，但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新闻的民众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冲出家门，云集在柏林墙前，强烈要求开放边境，一些人则挥起了手中的铁锤。柏林墙，这道把本国民众当成囚犯、强行禁闭达28年之久的牢门，终于倒塌了。

尼德基尔希纳（Niederkirchner）街，在原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对面，一段200米长的柏林墙遗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人们挥锤砸向墙体的痕迹。除涂鸦外，墙体上还有多处被砸开的大洞，裸露出拇指粗细的钢筋。有的洞足够容一人屈身钻过。需要多大的力量和愤怒，人们才可以砸出这样一个洞来？又是需要多大的力量，人们才能克制住彻底摧毁柏林墙的冲动？1990年，这段柏林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物得到了保护。如今，它连同地下壁报的第三帝国纳粹暴行展示和战犯审判资料，共同组成了“恐怖地带”展览（Typography of Terror）。德国历史上两段最晦暗的过去—极右翼的纳粹独半夜凉初透裁和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就这样赤裸着，接受公众的每日审视。它同时也在警示人们：历史不会自动消失。它既然发生过，也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遗忘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是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28年的隔离之后，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对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11月12日，柏林墙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约200万东德人穿过柏林墙，涌入了西柏林。那一天，蒂莫西·阿什看到的是东德人拖家带口、默默在街上散步的场景。他们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领取西德政府发给东德访客的100西德马克“问候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购物。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货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大都只购买了一两件小物品，如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然后紧紧抓住购物袋，默默地往回走，穿过柏林墙，穿过灰色、荒凉的东柏林街道，回到家中。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没能等到这一天。4年前，他带着德国未能统一的遗憾离世。1958年1月，他和妻子曾在酷寒的莫斯科呆了两周，等待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带着一项促成两德统一的私人计划而来，其中甚至包括把未来统一的德国建成中立国的设想，但他的游说最终被冷漠地拒绝。31年后的11月12日，《图片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他向苏联表达了敬意：当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黑红金三色（德国国旗的颜色）的通栏大标题：《早上好，德国》。下面是一封该报编辑部致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克服过去

柏林墙的倒塌，弥补了人为的分佳节又重阳裂和隔离带给两边人民的伤痛；但瞬间的激情过去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德国人发现，统一远较法律层面复杂得多。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反思，是通过调查真莫道不消魂相、起诉战犯和人事清算、赔偿受纳粹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者以及在柏林政治中心建立欧洲犹太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屠有暗香盈袖杀纪念碑等方式进行的。战后60多年来，德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实际行动，最终与犹太人受害者和当年各受害国达成和解，重新赢回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把处理纳粹历史的经验，用在了柏林墙上。

在蒂莫西·阿什看来，统一后德国在揭露真莫道不消魂相和清算过去上做的努力，是其他现代民瑞脑消金兽主国家所远远不及的。1992年，建造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埃里希·昂纳克，因其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下令开枪射击越墙者，被引渡回国受审。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原东德的行政系统进行清洗，并成立了真莫道不消魂相委员会。

对历史最深刻的反思和记忆，莫过于向公众系统开放斯塔西的秘密档案。1990年，德国成立高克管理局，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开始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根据德国国会1991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高克管理局对档案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高克管理局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

阅读档案是个很可怕的经历。在高克管理局办公室，蒂莫西·阿什曾目睹有些人因为承受不住负荷，当场痛哭。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背后一直在告密。“找出真莫道不消魂相，记录，反思，然后继续前进。这是我知道的关于真莫道不消魂相和和解的最不坏的公式。”蒂莫西·阿什说。

对众多的柏林墙受害者来说，同意保留让他们憎恨的一部分柏林墙，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这一度是个争议话题，但经过长期和充分的讨论，人们最终达成共识：柏林墙遗址的存在，足以警示后人不致遗忘这段历史。有勇气面对过去，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和国家认同，展望未来。

新生之墙

历史毕竟在渐渐远去。

和德东人一道经历了转型之痛的柏林墙，除了几处抢救下来的残垣外，如今只剩下地面上鹅卵石铺就的两道暗红色墙线。墙线时断时续，连同沿线的信息牌和纪念碑，不时勾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和民族精神创伤的回忆。

车水马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查理检查站—确切地说是个复制品—还在，周围依旧垒着沙袋，还有身穿制半夜凉初透服、装作执勤的假东德边防兵。纪念品货架旁，一个假守卫殷勤地兜售麦穗围绕着锤子和圆规图案的东德签证章。“2欧元一套”，他笑嘻嘻地说。

这个曾经的东西方分佳节又重阳裂的象征，如今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它仍能调动起人们记忆中枢的某根神经，重新把人们带到冷战的过去。1961年至1989年，它是外交官、外国公民和美英法盟军军人进出东德的唯一通道。美苏两国坦克曾在这里结阵对峙；也就是在这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意识到了现状的严重性，决定拆毁“铁幕”。检查站上方，黑色大字书写的警示“注意，你即将离开美国管辖区！”仍然令人心生寒意—即便此刻望过去的对面是和谐熙攘的繁华街道，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检查站后面会是怎样一个未知世界？

离查理检查站80米远处，当古斯塔夫·鲁斯特为之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的自由纪念碑移除后，柏林市政府恢复了原来的街道设计，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则以现代建筑代替。这是上世纪90年代柏林市城建局对柏林墙沿线地区进行“批判性重建”的一个方面，其思路在于既保护历史遗址，又优化沿线景观。今天，约有25处纪念物被纳入了柏林市政府的保护名单，其中包括三处柏林墙遗址和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的泪宫，那儿是当年墙两边的亲友团聚的地方。

伯诺尔大街上，一堵70米长的新柏林墙也是个复制品，并与钢筋裸露的柏林墙遗址紧紧连接。它简直是由多道防线构筑的柏林墙的微缩版，登上街对面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四楼观望平台，所有加固设施一览无遗：两道钢筋水泥墙，几十米宽的死亡地带，巡逻小道，探照灯，通电铁丝网。沧桑、阴森的新旧柏林墙，与右边金色麦田中形同谷仓的和解小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小教堂是为纪念1985年被东德政府炸毁的和解大教堂而建，与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不同，小教堂风格简约，圆形象征着统一。一边是柏林墙代表的恐怖和杀戮，一边是教堂代表的宽恕和和解，谁更强大？答案已然揭晓。

如果说柏林墙是历史和柏林人开的一个黑色玩笑的话，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数十年未能踏触，空旷的边境无人地带反而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对人口密集的柏林市区来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空地提供了机会，可以将之改建成城市公园、运动场或休憩地，柏林市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在柏林市北部，潘科柏林墙纪念公园和巴尔尼姆自然公园间长达9公里的边境，如今成了自然环境保护区。

但是，不少街道荒凉依旧，即使在市中心，亦宛如置身郊野。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报业大楼沿柏林墙线折向东南，Kommandanten街原东柏林一侧灌木丛生，杂草疯长到一人高，风过之后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时分，在这条悄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不免会加快脚步。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大量新老土耳其移民，很快填补了过去的边境无人区。每当有足球赛事时，挥舞着土耳其国旗的球迷们会站在汽车里呼啸而过，高声叫喊。嬉皮士装束的年轻柏林人身上，已分辨不出谁来自东德谁来自西德。只有当你在马路上驻足时，或可从“红女绿男”的交通信号灯上看出，那里曾经是东柏林。开放、多元和宁和，正在代替过去的封闭、单一和恐怖。尽管在这里，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永久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柏林墙，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交汇融合。阴霾仍在，希望也在孕育。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宇)

1 每次读一定会流泪的是什么书？
没有。
但是有些书不管打开多少次都会让人哀伤，比如说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孩子留下的艺术品，《像自由一样美丽》。

2 购买过全集吗？是什么全集？
买过不少小说全集，某些资料书籍，偶尔还有漫画。

3 最不愿意购买什么书？
学校的习题集，所谓的励志读物，快餐小说。

4 有没有什么书让你想起旧时的恋人？
没有恋爱过。

5 有没有在书的扉页写字的习惯？
没有。

6 常年购买的杂志是？几乎完全不买的杂志是？
常年购买的是科幻世界译文版。
完全不买的很多，比如时尚杂志。

7 最近正在读的书你非常喜欢的一本是？
约翰·班维尔，《无法企及》，看开头我挺喜欢。

8 什么书让你望而生畏？
那些我看不懂的专业书籍……

9 从童年就开始读的书，并且仍旧让你怀有美好感情的书是？
吉卜林的《丛林之书》。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林格伦，比如马克吐温，比如一千零一夜……

10 在什么固定的书店买书吗？
卓越，当当，淘宝，几个旧书商。
固定的书店只有一家小书屋，隐藏在某个角落，店面很小，堆满各种有趣的书，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文学、历史、艺术和音乐，天文和地理，有时还能找到很罕见的书……坐在一大堆书中间的老板会对你选的书点评几句，有时还会赠送藏书票。

11 你觉得理想的书店应该是什么样的？
上面那家就不错。

12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阅读习惯？
几本书交替阅读？

13 看到好的地方会画线，折页，或者抄写吗？使用书签吗？
不会画线，如果是借来的书会抄写。有时用书签，不过一般都能记住位置。

14 会包书皮吗？
不包，书的封面就像人的面容，要是给每本书都包上书皮，它们不就没有个性，变得一个样了吗？好好保养就行了。

15 购买画集或者诗集吗？
买诗集。有拜伦、海涅，叶芝，还有兰波，中国诗人的话买过海子诗全集。

16 工具书是？
《牛津英汉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各种地图和历史书，还有《金枝》之类……最近还用过1787年西印度群岛地图集XD

17 有喜欢到了即使复印也想拥有的书吗？
有……不过一般都能买到或者找到电子版本。

18.看过情玉枕纱厨色文学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
情玉枕纱厨色文学是指以OOXX为主的书吗……没有。
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个，人家还小[面无表情地吐槽]

19.有自己写书的打算吗？
啊哈哈~

20.喜欢在网上阅读还是文本阅读？并指出两者优劣性或原因。
买某些书之前会在网上试阅，确定合意后再买。对于只看一次不想收藏的书、只想阅读其中某一段内容的书，在网上阅读即可，实在找不到纸质书的话，也会从网上下载电子版，还会在网上看漫画。书当然是捧在手里感觉最好，但有了网络阅读和电子书确实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也节约了花在买书上的钱，尤其是寻找资料，或者只是想消遣一下的时候，不过网络本身也催生了快餐阅读和一大堆文字垃圾……我想这个是相对的吧，就算在网上看过，我也是很乐意花钱买下喜欢的书的。

21.你最近一次买书是什么时候，在哪家书店，买的什么书？
最近可买了不少呢~要说最后一本的话，是在淘宝，卡布斯教诲录。

我就不点名了，谁有兴趣就拿去做XD

起初外星人们在讨论德米扬斯克包围战，然后话题扯到了另一个方面……

贝壳 01:12:00
http://tieba.baidu.com/f?kz=673543280
话说你们知道这个人不
狒 01:13:19
真牛……
狒 01:13:28
11个人打退1个团……
洛 01:13:33
……这人。。。该说他惨还是说他牛呢
狒 01:13:43
算上他自己12个……
狒 01:13:58
羊驼……这群家伙是圣斗士么……
贝壳 01:14:09
圣斗士啊
狒 01:14:23
12对上千……然后还打赢了？！
贝壳 01:14:41
打了14年呢
狒 01:14:53
太光辉了……
狒 01:16:05
……然而我又觉得……这是何等的蛋疼……
贝壳 01:16:38
…………嗯
包 01:16:48
我记得有一次S1上看的一篇
人类最强战斗力传说——兰博是娘们

的排行TOP5
制半夜凉初透服包 01:16:51
里面都是这种生物……
贝壳 01:17:22
人类真可怕
包 01:17:25
完全都是战斗力破表的神奇物种……
包 01:17:54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imacg4/42764
噢噢！这里

[该地址目前已不可用，好奇的狂击这里
http://www.xici.net/b14308/d100145162.htm]


狒 01:35:39
邱杰……我觉得他最神奇的是……居然能两次越狱……
贝壳 01:35:54
而且他就是走出去的
包 01:35:57
是啊囧
包 01:36:10
这是多么坦然又彪悍的人参……
狒 01:36:23
【都不是人类】盖章
贝壳 01:36:29
这都是不明生物
狒 01:36:53
那个印度哥们也太牛X了
狒 01:37:00
当然他们的勋章更牛X
贝壳 01:37:30
……呃，一定要打破现实定律
狒 01:38:27
……身中三枪还能爬上万丈高崖，然后对着机枪冲锋……秒杀了所有枪有暗香盈袖手……
狒 01:39:10
…………海西摩也很夸张啊……
贝壳 01:39:24
……你是说他的战绩，还是他活得好好的
狒 01:39:48
开花弹打了脑袋还不死，他……是巨魔吧……啊！？
包 01:40:02
……印度哥们一开始就被打中了三枪
狒 01:40:11
……都是巨魔血统
狒 01:40:38
那个美国佬被32个枪有暗香盈袖手围着打……居然干翻了25个……
贝壳 01:40:43
他还是个和平主义者
狒 01:40:54
……太，太……
狒 01:41:16
这是哪门子的和平主义者OTZ
狒 01:42:40
……我觉得更惊悚的是100多人朝着一个人投降
贝壳 01:42:53
他们显然意识到那个不是人类啊